《大同书》

近代康有为著。十卷。初稿名《人类公理》。清光绪十年（1884）康有为悬想“大同之世”，次年始作。全书成于光绪二十七至二十八年避居印度时。后又屡加增补。1913年在《不忍》杂志上发表甲、乙两部。1919年上海长兴书局出版单行本。此后一直未续刊全篇，直到1935年经钱定安整理后由中华书局出版十卷本，仍留有错误衍脱字句。《大同书》将今文经学的公羊三世说与《礼记·礼运》中“小康”、“大同”思想联系起来，说“据乱”之后易以“升平”、“太平”，“小康”之后进以“大同”。又吸取了欧洲空想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达尔文进化论，指出目前中国处于“据乱世”，必须向已进入“升平世”的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看齐，然后才能最终进入“太平世”即大同世界。“大同之世”，是一个“至平、至公、至仁，治之至”的社会。继承明清之际王夫之、清戴震等人“天理即在人欲之中”的观念，辅以西方的人道主义，强调“人生而有欲，天之性”，人道只有宜不宜，不宜者苦也，宜之又宜者乐也，因而“依人之道”便是“去苦求乐”，但如不因时势而变法，“始为相扶植保护之善法者，终为至抑压至不平之苦趣，于是乎则与求乐贫苦之本意相反矣”。所以必须变法。又具体描写了“大同之世，天下为公，无有阶级，一切平等”的人类社会的远景。强调“大同”的理论根据在于天赋人权，“惟天予人权、平等独立哉！”以此来揭露过去和现在社会中人们所遭受的种种苦难，就在于违反了人类平等、独立的天赋权利，进而提出“去九界”以达人类“大同”。认为这个过程是扩充“爱质”的过程：“以其本有爱质而扩充之，因以裁成天道，辅相天宜，而止于至善，极于大同。”书中描绘的“大同”社会，带有空想社会主义的色彩，如毛泽东所评论： 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1956年北京古籍出版社从康氏家族中借到抄本，并参照各本，校订出版新版。有英、俄、德、日等译本，收入《康有为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