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哲学辞典

周邦彦

河桥送人处，凉夜何其。斜月远坠余辉，铜盘烛泪已流尽，霏霏凉露沾衣。相将散离会，探风前津鼓，树杪参旗。花会意，纵扬鞭，亦自行迟。迢递路回清野，人语渐无闻，空带愁归。何意重红满地，遗钿不见，斜径都迷。兔葵燕麦，向残阳，欲与人齐。但徘徊班草，唏嘘酹酒，极望天西。

这首词调，创自清真。写离别情景，故能随意驰骋，而又与音调协合，具声乐美。

词系写别情，上片写昨夜送客情况，是追叙。下片写送客归来，是铺叙，各臻妙境。词一起点地点时，“凉夜何其”，用《诗经·小雅·庭燎》之“凉夜何其”之句，“其”为助词，无实义。极显朴厚深沉。“斜月”三句写凉夜景色，美而凄切，“霏霏凉露沾衣”，一“衣”字暗含有人送别、将别。“相将”句承上启下，更点明了是离合了。“探风前津鼓，树杪参旗”，“探”字极为生动贴切，由于是夜间送客，难分难舍，延磨时光，这时天渐亮了不得不行，不得不别。一“探”字知道了渡口更鼓声随风飘来，而仰望天空，树梢上犹悬着猎户星座（罗忼烈教授注“参旗”为今猎户星座，兹从罗说）。这时间是由夜入晓。一结以“花会意，纵扬鞭，亦自行迟”，不言人之惜别，而写马识人意，故意被鞭策而迟迟其行，真是神来之笔。马犹如此，人何以堪，是力透纸背的写法。结束了上片，余韵无穷。下片写送客归来，当然是从送客的地点──河桥归来。这里是以“迢递”开头，一连三句。河桥送客非远处，何以“迢递”言之，则来时虽送别，但有伴而来，叮咛嘱咐，自然不觉得就到了离别之处，现在客已走了，独自归来，“人语渐无闻，空带愁归”，这哪能不觉得路远呢？写人之别后感觉，入微而又深厚。归途中，“何意”三句，美极、怅极。这一句，有的本子作为“何意重经前地”，我们采用“何意重红满地”，认为后者包托前者。“重红满地”，写花落满地，自然“遗钿不见，斜径都迷”。“何意”也寓重经前地的意义，而又发挥想象，直贯下来，“兔葵燕麦，向残阳，欲与人齐”，也是“何意”的另一所见。这两句，一向为人所赞赏，如梁启超云：“兔葵燕麦二语，与柳屯田之晓风残月，可称送别词中双绝，皆熔情入景也。”（《艺蘅馆词选》）实际上柳句是行人所经，“兔葵”句，则是送行者归来之所见，仍有所不同，惟均景中寓情，所以脍炙人口。“残阳”，从送别归来惆怅迷惘的时间看，又是一天将了，人的相思无有尽时，词的结尾，再加深描绘情景，一“但”字领起，也急转急收，抚今思昔，只好“徘徊班草，唏嘘酹酒，极望天西。”班草，是布草坐地。醉酒，是尊酒强欢。这是从江淹《别赋》之“左右兮魂动，亲宾兮泪滋，可班荆兮憎恨，惟尊酒兮叙悲”化出，但更简练而多情。“极望天西”是徘徊、唏嘘的继续，不使用感情色彩的字面，只是平平说出，实际上是怅望无穷。

这首词，是“自将行至远送，又自去后写怀望之情，层次井井而意绵密，词采秾深，时出雄厚之句，耐人咀嚼。”（黄蓼园《蓼园词选》）（金启华）

制作陶器和冶炼金属。《孟子·滕文公上》：“以粟易械器者，不为厉陶冶；陶冶亦以器械易粟者，岂为厉农夫哉。”《荀子·王制》：“农夫不斫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引申为作育，化育。《淮南子·俶真训》：“陶冶万物，与造化者为人。”苏轼《司马君实独乐园》诗：“先生独何事？四海望陶冶。”

儒家教育用语。不偏不倚，趋于调和。《礼记·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朱熹注：“无所偏倚故谓之中。”“中庸之中，实兼中和之义。”

毛泽东于1926年3月写的一篇重要著作。编入《毛泽东选集》第1卷。

这部著作，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面临国民党右派篡夺革命领导权的紧要关头，针锋相对地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阐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些根本问题。

本文首先阐明了党要领导革命走向胜利，必须有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文中明确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并告诫说：“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

为了分清敌我友，毛泽东运用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深入具体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指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这部著作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科学地回答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和同盟军问题，奠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理论基础，发展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张之洞提出的洋务派的反动思想理论。他认为“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然不先以中学，固其根柢，端其识趣，则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其祸更烈于不通西学者矣。”（《劝学篇·循序》）“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他主张的所谓变法的理论纲领，是为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买办阶级服务的。

所谓“中学为体”，即指以封建的纲常名教为根本。他说中国“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劝学篇·变法》）。他所说的伦纪、圣道和心术就是中国封建制度的根本。“所谓道本者，三纲四维是也，若并此弃之，法未行而大乱作矣，若守此不失，虽孔孟复生，岂有议变法之非者哉？”（同上）并且认为，“旧者因噎而食废，新者歧多而羊亡；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非薄名教之心。”（《劝学篇》序）所谓“西学为用”，就是效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具体办法，如器械、工艺等科学技术，作为维护封建统治之“本”的工具。

张之洞强调“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目的，就是不要改变中国封建制度的根本，即“纲常名教”。而具体办法，如器械、工艺是可以改变的。因为“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劝学篇·会通》）他以这种巧妙的方法来反对变法维新，并把变法维新思想诬蔑为“邪说暴行，横流天下。……吾恐中国之祸，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洲之内矣。”（同上）

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反动理论，后来为蒋介石所继承，成为封建买办法西斯主义的理论根据。”

儒家的伦理思想和方法论。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把“中庸”说成是一种最高的道德。“中庸”也叫“中道”、“中行”，意为无“过”与“不及”，即对立的“两端”之间的调和、折中。《中庸》指出：“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这种所谓“执两用中”之说，亦即中庸之道。朱熹说：“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平常之理。”（《四书集注·中庸》）儒家提倡中庸之道，目的在于调和矛盾，反对所谓过火行为，以消除劳动人民的反抗。孔子说：“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论语·泰伯》）对于不仁的人，过分地痛恨，会引起祸乱。因此孟子赞孔子“不为己甚者”，具有中庸之德，从不做过火的事情。作为一种方法论，孔子提出的“过犹不及”的中庸思想，具有某种合理因素。

是事物之间互为联系和转化的凭借条件以及由此达彼的桥梁。无限的物质世界是由无数有限事物构成的有机整体。无数有限事物之间互相联系，互相凭借，互相转化。“一切都是互为中介（……），连成一体，通过转化而联系的。”(《列宁全集》第38卷第103页)如人与自然的关系，通过人类制造和使用生产工具这一因素，把人同自然联结起来，使自然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人化”的自然。

由于事物是普遍联系着的，而任何一个事物又具有多种属性、特性，其所处的条件也是多种多样的，因此，它既可成为两个不同事物的中介，也可以成为许多事物的中介。如现代化大工业，既是资本家榨取高额利润的手段，也是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的物质条件，更是无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物质基础。

一切事物均凭借一定条件而发生联系，互相转化；一切对立，也都经过中间环节而互相过渡。因此，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一定要研究和把握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

“唯心主义的经验论”是认识论中经验论的一种。哲学史上的经验论有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之分，它们的共同点都是承认认识来源于感性经验，都否认、忽视理性认识的重要性，但二者对经验的内容及其如何产生，看法却根本不同。唯物主义经验论者认为，认识的对象是客观物质世界，认识是人脑对外部世界的反映。唯心主义经验论者则否认经验是人脑对客观事物的反映，主张客观事物是人的主观经验所创造的。它认为经验是人脑中所固有的，是主观自生的、心灵内省的东西，人认识事物就是认识自己的主观经验。它片面地强调，只有来自内省的主观经验才是唯一可靠的，而理性认识是靠不住的。例如贝克莱、休谟、马赫与渡格丹诺夫等，都是唯心主义的经验论者，都是内省的经验论。实践证明，内省的经验论是完全错误的。

内容是构成事物的一切内在要素的总和。形式是这些要素的结构或存在方式。例如，生产力是生产方式的内容，生产关系是生产方式的社会形式。

内容和形式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任何具体的内容都存在于一定的形式之中，而任何形式也必然具有一定的内容。内容是主要的，它决定形式，形式依赖于内容，受内容的制约，但形式又反作用于内容。内容与形式之间的矛盾表现在：内容是不断变化的，形式是相对稳定的。形式常常落后于内容，因而产生新内容和旧形式之间的矛盾。由于发展的需要，内容要求突破旧形式，代之以新形式。适合内容的形式可以促进内容的发展，不适合内容的形式则会阻碍内容的发展。列宁指出：“内容和形式以及形式和内容的斗争。抛弃形式、改造内容。”(《列宁全集》第38卷第239页)这就是形式和内容矛盾运动的辩证法。内容与形式可以互相转化，在一定条件下，作为内容的东西，在另一种条件下又可以成为形式。反之亦然。例如，生产关系是生产力的形式，同时它又是上层建筑的内容。

内容与形式还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关系。在一定条件下，同一内容可以有不同的形式，同一形式也可以服务于不同的内容。有时新内容可以利用旧形式，旧内容也可以利用新形式。

内容与形式的辩证关系要求我们在观察和处理问题时，首先要注意事物的内容，反对只强调形式而忽视内容的形式主义，同时，也不忽视形式的作用，要善于运用各种形式包括旧形式为新内容服务。

是唯物辩证法关于事物发展原因和动力来源的范畴。内因是指事物发展变化的内在原因，即内部矛盾。外因是指事物发展变化的外部原因，即一事物与他事物的互相联系、互相作用。外因即外部矛盾。事物的产生、发展与灭亡，都是事物的内因与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如在物种的发展过程中，遗传基础是变化的内因，环境造成的变异是外因，而物种的发展就是遗传与变异交互作用的结果。

内因与外因是辩证统一的。内因与外因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不同，它们所起的作用也不同。“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7页)内因与外因又是相互联系的。无内因，也就无外因；无外因，也无所谓内因。内因与外因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在一种场合、一种联系中是内因，在另一种场合、另一种联系中可能是外因，反之亦然。如在我国四化建设中，引进外国先进技术设备是外因，但我们掌握了引进的先进技术设备后，外因就变成了内因。

在事物发展的原因上，形而上学把内因和外因绝对地对立起来，只承认外因，否认内因，导致““外因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