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儒家文献资料汇编

　　〖朱文公文集〗一百卷，《续集》十一卷，《别集》十卷。宋朱熹（１１３０―１２００）撰。此书又名《晦庵集》、《朱子大全文集》、《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或《朱子大全》、《朱子文集大全》及《朱子文集》等。《文集》一百卷主要由其子朱在编辑。《别集》主要出自余师鲁之手，唯《续集》不知编者为何人，正集等部分约成于南宋理宗时期。书中搜集了朱熹的诗、奏稿、书札和论文。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他的理学观点、政治思想等。在《答黄道夫》、《答玉子合》、《答陆子美》、《答陆子静》、《答陈卫道》等书信中，朱子阐述了他的有理有气，以理为本，理在气先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这一体系的表述，仍是借周敦颐“无极而太极”这一理论；他说：“太极篇首一句，最是长者所深排。然殊不知，不言无极，则太极同于一物，而不足为万化之根；不言太极，则无极沦为空寂，而不能为万化之根。只此一句，便见其下语精密微妙无穷”。认为太极也好，理也好，道也罢，实质是一个东西，所以他又说：“局子所以谓之无极，正以其无方所，无形状，以为在无物之前，而未尝不立于有物之后，以为在阴阳之外，而未尝不行乎阴阳之中，以为通贯全体，无乎不在，则又初无声臭影响之可言也！”朱子肯定了太极一理生化万物，确认了“理在气先”，所以在他的宇宙观中，“理”无疑已变成了“神”。在《答姜叔权》、《答钦夫仁说》、《答郑子上》、《答蔡季通》、《答陈器之》等书札中，朱子继续阐述了他的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的唯心主义人性论和人心与道心、天理与人欲对立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进一步强调了去人欲，存天理的必要性，对由仁、义、礼、智所构成的“天理”，朱子又做了一番归纳，指出“故仁者，仁之本体；礼者，仁之节文；义者，仁之断制；智者，仁之分别”，总而言之，“仁者，人也”，“仁”就是人性的“太极”，就是人性的全体。在《读大纪》、《答张敬夫》、《送张仲隆序》、《甲寅行宫便殿奏札》等著作中，朱子论及了自己的政治理论和倒退的历史观，他认为“天理”总战不胜人欲，故世道越来越坏，两汉不如三代，唐不如汉，认为唐太宗“无一念之不出于人欲”，因此，人类的历史是退化的，“千五百年之间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牵补过了时日。其间虽或不无小康，而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虽然危机越来越重，但朱子认为“周孔”之道还是常存不废的，“若企道之常存，却又初非人所能预，只是此个自是直古至今常在不灭之物，虽千五百年被人作坏，终殄灭他不得耳；这就是朱子头脑中的“周孔”之道万古永存论。在知行关系上，朱子继续维护自己的“即物穷理”、“格物致知”的命题，指出“凡有一物，必有一理，穷而致之，所谓格物者也”，对陆九渊的“即心明理”说进行了辩驳。在《答陈师德》、《答吕子约》及有关著作中，全面反映了朱子的理学教育思想，他提出了许多教学原则和教育方法，认为“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读书之法，当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从容乎句读文义之间，而体验乎操存践履之实，然后心静理明，渐见意味。不然则虽广求博取，日诵五车，亦莫益于学哉？”屡次强调熟读精思，潜心玩味，指出“务广而不求精”为读书大病，贪多务得，不是读书之法，并譬喻说：“所读书太多，如人大病在床’，而众医杂进，百药交下，决无见效之理”，告诫人们正确的读书方法“只且立下一个简易可常的课程，日日依此积累工夫”则可。此书收罗宏富，内容全面，正如黄仲昭于此书后序所言见其经国之谋，济民之政，出处之义，交际之道，上而天道之妙，下而物理之微明”靡不尽括于内，既可为研究朱子思想及程朱理学思想体系提供最基本的参考材料，又可为研究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学术等等各方面提供丰富的参考材料。传本较多，书名与卷数亦有差别，宋刻大字本题《晦庵文集》，为朱在原本，一百卷；清康熙二十七年（１６８８）蔡方炳刻闽小字本，题《晦庵集》，正集一百卷，《续集》五卷，《别集》七卷，《四库全书》据此本著录；光绪二年（１８７６）《西京清麓丛书》、光绪中《刘氏传经堂丛书》，两本并题《朱子大全文集》，并皆附贺端麟《文集正伪》、《记疑》、《正伪记疑补遗》各一卷；宋刻明修补本，题《朱文公集》，正集一百卷，《续集》十一卷，《别集》十卷；《四部丛刊》题《朱子大全集》；《四部备要》题《朱子大全》；清咸丰徐树铭刊本，题《朱子文集大全类编》。另康熙间刻《朱子全书》六十六卷本，系从《文集》中节录而成，引用时需与《文集》核对。

　　〖朱子抄释〗二卷，明吕□（１４７９―１５４２）辑。此书为嘉靖十五年（１５３６）吕□官国子监祭酒时所辑。宋儒之中，以朱熹著述最为丰富，流传最多，南宋黎靖德刊除重复，分类编辑，成《朱子语类》一百四十卷，分为二十六门，卷帙仍属浩繁，不免令初学者有茫无津涯之感慨，且各门人所录，互有不同，读者难以抉择。至明代，选录朱熹语录者甚多，几乎人手一编，意主胜负相争，区分门户，借朱熹之名，未尝真为明道。吕□所选只二卷，较《张子抄释》、《二程子抄释》更少，然皆摘取切要之词，非常简明，便于初学。每条之末，进行简释，括其大意，其释朱熹与陆子静论意见一条，谓“陆氏终近禅”，非常切中陆九渊为学本旨。可见释文虽少，其是非之辨却严。此书在明人关于朱熹语录选编诸书中，以少门户之见，精简切要为后世学者所重。有《四库全书》本、《惜阴轩丛书》本。

〖周子抄释〗二卷，附录一卷，明吕柟（１４７９―１５４２）辑。北宋五子（二程、邵雍、张载、周敦颐）惟周敦颐著书最少，而宋明两代诸儒研究周氏学术思想的著述反倒最多，辨论也最为激烈。对“无极大极之说”、“太极图说”、“通书表里之说”、“主静之说”等争论数百年，至明代诟争尤甚。吕□此书，以《周子全书》为底本，撮其精要，辑《太极图说》、《通书》一卷、遗文遗诗一卷，共二卷。附录辑《宋史道学本传》、周氏《墓碣铭》、《墓室记》、《事状》、《行录》等周氏传记资料。前二卷每条之末皆附以简短释语，标其大旨，或推求所未言之意，较诸家连篇累牍文辨论为淳实，有便于初学者领会。此书所选，多为周敦颐学术思想之精华，体例与《朱子抄释》、《二程子抄释》、《张子抄释》大略相同。或以为包括《太极图说》一卷、《通书》二卷，实则摘取《太极图说》、《通书》精华为一卷，而抄其赋、说、记、序、书、诗、杂记等为一卷，共合二卷之数，非依周氏原书分卷。有《四库全书》本、《惜阴轩丛书》本。

　　〖周子全书〗十三卷。宋周敦颐（１０１７―１０７３）撰。此编又名《周濂溪先生全集》及《周濂溪集》，集内绝大部分内容不出作者之手，仅卷一《太极图说》、卷五、卷六《通书》及卷八《周子遗文并诗》为周敦颐所撰，其他部分则是朱熹等人对敦颐著述的说解以及诸儒论辨、序、跋等等，实际上是周敦颐资料汇编。《太极图说》是周敦颐一生最重要的著作之―、，全书仅二百五十余字，内容是对《太极图》的解说。《太极图》又称《无极图》，源出于道教，为道家炼丹的秘诀。根据朱震《汉上易传》的记载，宋初道士陈抟以《太极图》授种放，放授穆修，修乃授敦颐；明黄宗炎《太极图说辨》亦载，《太极图》始于汉人何上公，传自陈抟，名为《无极图》，乃方士修炼之术，次序是由下而上，周敦颐得之，更为《太极图说》。在《图说》中，敦颐将次序改为由上而―严，并与《周易・系辞》中“易有太极”联系起来，如此，便将其划入了儒家的范畴。同时，提出了著名的“无极而太极”最高本体的宇宙生成论。敦颐认为，“太极”的一动一静，产生阴阳两仪，阴变阳合而生出水、火、木、金、土五行“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唯人也得其秀丽最灵”。《图说》表面上看是推衍《易经》，实际上是承袭道家的宇宙生成观点，与《老子》“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的命题实质上并无二致，所以，《图说》是道家《太极图》与儒家《易经》的思想结合的产物，是以《易经》说来说明《太极图》义蕴的一部重要思想文献。它为末代新儒学提供了本体沦的依据，奠定了程朱理学的理论基础。朱熹作《太极图说解》，对周敦颐的思想进行了重要的发挥。因《图说》内容过于抽象。故朱蕉《说解》是―部不可或缺的辅助阅读材料、《全集》的主要版本有《正谊堂全书》本和《丛书集成初编》本；《图说》与《说解》合刊本有《朱子三书》本。

　　〖周易郑荀义〗三卷。清张惠言（１７６１―１８０２）撰。惠言认为郑玄、荀爽俱传费直之学，故撰此书，述两家学说，合为一编。谓郑氏言礼，荀氏言升降。又驳郑氏“卦爻”无变动，谓之《彖辞》，谓‘七八”者彖，“九六”者变，经称“用九”、“用六”，而辞皆“七八”，名与实不相应。驳郑氏“爻辰”，谓乾坤、六爻上系二十八宿，依气应宿，谓之“爻辰”，若此则三百八十爻，其象仅十二爻而止。又驳荀氏以乾升坤降为消息，谓阳常宜升而不降，阴常宜降而不升，是《□》《遁》、《否》之义，大于《既济》。惠言所论，皆属精当。惠言另著有《周易郑氏注》二卷，与此书相辅而行。宋王应麟曾辑《周易郑康成注》一卷，明胡震亨附刊于李鼎祚《周易集解》之后，已见于《集解》征引者不录，姚士□又为补二十五条，至清惠栋又加补正，比王应麟所辑多九十二条，分为三卷。丁杰取王、惠所辑重加订正，惠言又对丁辑本重加订正，精核之义尤多，补丁氏所末备，成于嘉庆三年（１７９８），不但参考了王、惠两家，又质之卢文□、孙志祖、臧庸，进行校择，以成定本，为研究郑学必须参考之书。惠言又撰《周易荀氏九家》三卷，谓九家为六朝人，皆述荀爽之学，遵其师惠栋之说。以上三书皆收入《张皋文笺易诠全集》，《周易郑氏注》曾刊入《湖海楼丛书》，作《周易郑注》１２卷。

　　〖周易注〗十卷。三国魏王弼（２２６―２４９年）、晋韩康伯撰。弼字辅嗣，山阳（今河南焦作）人，曾任尚书郎，少年即享高名，卒时年仅二十四岁。好论儒道，辞才逸辩，与何曼、夏侯玄等同开玄学清谈风气，世称“正始之音”，为当时著名的玄学家，撰《周易略例》、《老子注》、《老子指略》诸书。本书中上、下《经》注六卷及《略例》一卷为王弼注，《系辞》、《说卦》、《序卦》、《杂卦》传注凡三卷为康伯补撰。唐朝以前，王注与韩注各为单行，并不混合，《隋书・经籍志》即备为著录，《旧唐书・经籍志》及《新唐书・艺文志》皆载王氏注为七卷，已合上、下《经》注及《略例》为一帙，迨王俭撰《七志》，其中著录王弼《易注》十卷，则并王、韩之说为一书，就在此前。魏晋之际，玄学盛行，凡玄学家共有两派，一派祖宗老、庄，鄙弃儒学；―派则援道入儒，努力使儒、道合流，为封建伦理纲常辩护，而王弼就是这一派玄学家的开创者及代表人物之一。此书即是他儒、道合流的玄学思想的产物。《周易》本来是上古时代的卜筮之书，原来只有六十四卦，每卦由卦画、卦名、卦辞、爻辞四部分组成，但在先秦时期，却由儒家变而为言哲理之书，并撰《传》十篇，或称《十翼》，用以说解六十四卦之内容，由此而与六十四卦合为一书，遂被尊崇为儒家经典之一。入西汉，说《易》诸家则多缘卜筮统遗法，又不断汇入方士术数，其说解以象数灾异为本。至东汉，加之纬书群起，诸说又多流于谶纬迷信。王弼注《易》，偏重哲理，掘弃汉儒灾异、谶纬迷信之说。书中每卷标目皆以卷首第一卦为名，凡有：乾传第一，泰传第二，噬嗑传第三，咸传第四，央传第五，丰传第六。王氏所撰《略例》之注，为唐代邢□撰。以《传》解释经文，分解说卦、爻辞内容的《彖》、《象》二传各附诸卦经文之下，析论述《乾》、《坤》两卦基本思想的《文言》传分附于《乾》、《坤》两卦经文下，恢复先秦时期儒家说《易》之本旨，之后，又援取道家之说而融入于儒家，以儒道结合的玄学思想体系，对六十四卦作了思辨哲理的精致解说，文辞隽永简约，一扫汉儒笺注繁琐之风，实开创了后世以义理说解《周易》的先河，对后世的《易》学研究有着极大的影响。由于其注对汉世灾异、谶纬之《易》学有摧毁廓清之功，又开创了儒学研究吸收他家学术的发展道路，自为新学，颇受后世推重，魏晋以后，逐渐取代了汉以来诸家《易》注，至唐孔颖达为其注作《正义》，而被定为一尊。但使《易》学逐渐与老、庄之学合流，亦自此书开始，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言“平心而论，阐明义理，使《易》不杂于术数者，弼与康伯深为有功；祖尚虚无，使《易》竟入于老、庄者，弼与康伯亦不能无过”。这一评论，堪称公允。传本极多，除《四库全书》、《四部丛刊》本外，尚有各种《十三经注疏》本，今中华书局出版《王弼集校释》，其中亦收录此书及《周易略例》，为流传诸本中最便于阅读者。

　　〖周易郑康成注〗通作一卷。东汉郑玄（１２７―２００年）撰，南宋王应麟（１２２３―１２９６年）辑。应麟字伯厚，号深宁居士，一号厚斋，本籍浚仪（今河南开封），自其祖始移居今浙江鄞县，淳□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兼给事中，后辞官归乡，专事著述达二十余年，宋亡不出，所著凡二十余种，约六百余卷，如《困学纪闻》、《玉海》、《深宁集》等。郑玄所撰《周易注》是集两汉《易》学研究的集大成著作，魏晋以后，与王弼《周易注》并为世之显学。王《注》盛于南朝；郑《注》盛于北朝，隋唐之际，学风虽兼融南、北，面老、庄、《周易》则以南学为宗，至唐初孔颖达等奉诏取王弼《注》撰《周易正义》，并使其颁行学校，则王《注》被定为一尊，而郑《注》则遭排斥，几成绝学。《隋书・经籍志》及《旧唐书・经籍志》并注录其书为九卷，知其当时尚存；至宋，《崇文总目》仅载《文言》、《说卦》、《序卦》、《杂卦》四篇，余皆散佚，再到后来这四篇亦亡佚，自《中兴书目》始，诸家书目再不见载此书。应麟病于当世学风空虚固陋，乃发愤致力于典籍，为存郑氏《易》学之一线，遂采录群书所引残章断句，终成是编。凡与经文相应者，则分附经文之下，并存经文异字；凡不能确定为诠释某经文者，则总录于后；又取郑玄《易赞》一篇及《左传正义》、《礼记正义》、《周礼正义》论互卦者八条，附于卷末，用以说明郑玄《周易注》之大旨；凡所辑录皆不注明出处。因事出草创，搜采末备，时有遗漏，次序先后亦与经文时有不符之处。但应麟笃志遗经，研心古义，使后世学者赖此书才可睹见汉学之崖略，为《易》学研究作出了贡献。入清，惠栋有感于应麟所辑尚有不足，故在其基础上，又广为搜求，体例又重新厘定，成《新本郑氏周易》三卷，凡《上经》补入二十八条，《下经》补人十六条，《系辞传》补入十四条，《说卦传》补二十二条，卦传》补七条，《杂卦传》补五条，将其所附《易赞》移至卷端，删去所引诸经《正义》论互卦者八条，并据元《周礼太师注》作《十二月爻辰图》，据元《月令注》作《爻辰所值二十八宿图》，并附于卷末，以批驳朱震《汉上易集传》之误。考核精密，实胜原书，《四库全书总目》曾言：“应麟固郑氏之功臣，栋之是编，亦可谓王氏之功臣矣。”王本有《玉海》末附予刊本，《秘册汇函》本、《四库全书》本及《四部丛刊》三编本；惠本有《四库全书》本、《皇清经解》本等。

　　〖周易正义〗十卷。三国魏王弼（２２６―２４９年）、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５７４―６４８年）疏。颖达字冲‘远，河北衡水人，隋大业初，选为明经。授河内郡博士，后补太学助教。入唐，首官秦王府文学馆学士，累迁国子监博士，给事中。贞观三年（６２９）与魏徵等修成《隋书》，加散骑常侍，后与颜师古、贾公彦等人奉诏主编《五经正义》，此书即于其间而成。初名《义赞》，后依诏改作《正义》，所谓“正义”，也就是依士家之经注作疏解，如同于六朝人所称的“义疏”或“疏”的著作，因为它是国家向学校颁行的讲义，故称“正义”，同时，这也是唐初为统一思想、统―。南北学风而加强政治统治所实行的一项措施。南北朝时期，王弼《周易注》与郑玄《周易注》并为当世显学王《注》为南朝所宗；郑注为北朝所本，两家此扬彼抑，互诘不休。颖达成《正义》。舍弃郑《注》而取王《注》为疏，在此以前，南朝王《注》有《义疏》十余家，颖达嫌其辞尚虚玄，义多浮涎，释义涉于释氏，背本违注，故在十余家《义疏》基础上整理删定而成。自此以后，郑《注》屡遭排斥，郑学渐微，几成绝学。颖达在书中明显偏袒王说，如在说解“于见龙在田时舍也”时，认为经文仅云“时舍”，王注云必以时之通舍者，则辅嗣以通释舍，故舍是通义也，却不疏舍字何以训通；于“天元而地皇”句，则认为恐是庄氏之言，并非是王注本义，放弃而不取，但却不说庄氏之语为何失之允当。等等。凡遇王弼等所未注者，颖达亦委曲旁引以就之，如《说卦传》之分阴分阳，韩注二、四为阴，三、五为阳，却说辅嗣以为初上无阴阳定位，此注用王说；“帝出乎震”，韩氏无注，颖达则认为，“益卦”六二：王用享于帝吉，王注帝者生物之主，兴益之宗，出震而齐□者也，则辅嗣之意以此帝为天地也。至于诠释文句，亦多用空言，很少援引典籍，考据原委。颖达自认为每事必以仲尼为宗，义理可诠，先以辅嗣为本，去取华而取其实，欲使信而有征，其实并不尽然。在书中，颖达又就“周易”的名义及其称“经”起自何时等《易》学史上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探讨。《周易》本是上古卜筮之书，但颖达继承了王弼以义理解《易》的思想，在书中他却认为，《周易》是说解万物生成以及万物顺逆规律的著作，这样，就进一步肯定了《周易》为圣人通过仰观俯察而专讲哲学的典籍。为后人认其为哲学著作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根据。王弼出于玄学观点，借《易》而“自标新学”，颖达继之，并就《易传》中的“阴阳”、“生生之谓易”、“二气”、“八卦”的思想首次提出了《易经》中的“阴阳”概念，使《易经》的“―”、“–”符号有了新的含义。综合而言，此书是对南朝义理思辨学风的继承和总结，颖达所疏，除在内容―上偏袒王《注》外，在研究方法上亦存在问题，失之予以《传》代《经》、以《传》解《经》，颠倒了《经》、《传》的关系，特别是把后于《易经》七、八百年之久的《易传》中的思想，挂到本来还没有这种思想的《易经》的名下，把代表两个不同时期、两种不同思想体系的观点混淆起来，并无助于恢复其思想的历史本来面目，但这种研究方法却对后世的《周易》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甚至成为一种普遍的方法。《序》中记载凡十四卷，们日唐书・经籍志》、《郡斋读书志》著录并同，《新唐书・艺文志》则讹四为六，作十六卷，原为单刊本，宋人为阅读方便。乃合刻经、注、疏为一本，又依王注本合编为十卷。宋咸淳元年（１２６４）吴革刻本见藏北京图书馆，又有《四库全书》本及各种《十三经注疏》本等。

　　〖周易章句证异〗十一卷。清翟均廉撰。均廉字春□，浙江仁和人。乾隆三十年，（１７６５）举人，官内阁中书舍人。是书取《周易》古今诸本同异之处，互相考证。如李鼎祚卦辞，前分冠《序卦》；周燔卦辞，前列大象，后列《彖传》；赵汝□封辞，前列大象卦辞，后列《彖传》，次《文言》、《爻辞》；李过、方逢辰乾卦卦辞，后列《彖传》，次《文言》释《彖》处，次大象、爻辞；蔡渊卦辞，后列大象，次《彖传》、《文言》；王洙于篇中不载卦辞，别为一篇。上列诸家说《易》，其篇章互有异同显见。又如“乾卦三爻”，孟喜作“夕惕若夤”句，“厉无咎”句；荀爽、虞翻、王弼作“夕惕若厉”句；邵雍、朱震、朱熹作“夕惕若”句，上列诸家传《易》，其句读之异同多存。均廉于是书，于逐卦，逐爻，悉为胪列诸家之异，间或附以已意辨证之，以“廉案”二字别之；于古今本异同之处，较勘颇为精。作者考究诸传本，辨篇章、字句之同异，所言皆有依据，非臆测随心者可及。有《四库全书》本，《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本。

　　〖周易折中〗二十二卷。（清）李光地（１６４２―１７１８）等奉敕撰。光地字晋卿，号厚庵，谥文贞，福建安溪人。康熙进士。郑成功子郑经进据泉州，其适在乡度假，遂以腊尺丸密极军机，以助清廷征讨。后擢侍读学士，又保举施琅，使攻入台湾。任直隶巡抚时，修治河防。晚年释文渊阁大学士，奉敕校理编辑有《朱子大全》《性理精义》等。著《周易通论》《周易观象》等，是康熙朝颇有成就的儒学家，著述甚多。清初学者以为，自宋以来，惟说《易》者甚众，然学派交争，门户固执，遂至各倚于一偏。放数者《易》之本，主数太过，引魏伯阳、陈抟等神去之说杂窜其中，使《易》偏人于道家；理者《易》之蕴，主理太过，征王宗傅、杨策等佛法之言溢出其间，使《易》倒人于释家。明永乐官修《周易大全》，意在精取前代，然“庞杂割裂，无所取裁，由群言淆乱，无圣人以折其中”。故李氏等于康熙五十四年，奉敕撰辑《折中》，以去前人之偏倚，阐《易》之本旨。是编冠以图说，殿以启蒙，论数不以盛谈《河》《洛》而致玄晦；说理大旨以程熙《传》、朱熹《本义》为据，而诸家训解或不合于程、朱而实足发明经义者，皆兼收并采，实不偏主一家。使宋明以来学派、门户之歧异，尽得融存；汉魏以来画卦系辞之蕴，尽得彰现，惟于玄幻之说弃而不录。至于经传分编，改从古本，尤足正流传之讹。有《御纂七经》本，《四库全书》本，《□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本，均冠有“御纂”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