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儒家文献资料汇编

　　〖重修玉篇〗三十卷。梁顾野王（５１９―５８１）撰。野王字希冯，吴郡（今江苏苏州）人，梁武帝时任太学博士，人陈，为金威将军，终官光禄卿。野王撰《玉篇》，告成于大同九年（５４３），是继许慎《说文解字》之后又一部重要字书。全书共收字一万六千九百一十七个，体例亦与《说文解字》基本相同，凡分五百四十二部，排列顺序也与《说文解字》略同，但于每字下先注反切，再引群书训诂，首先为《说文解字》对该字曲解释，然后则按次罗列。解说颇详，并有例证。对字形，注重篆隶的变迁。此书除可供研究字形、训诂使用外，由于它注有反切，故还可做为音韵书来使用。特别是此书成书时间比《切韵》早四十余年，还可做为研究中古读音形成的重要材料。野王原本今只存残卷，庋藏日本。我国仅有罗振玉的影印本。据当代学者周祖谟考证，日本所藏日僧空海所撰的《万象名义》，除注解简略外，其余几乎全同原书，因此可做为《玉篇》原本来使用。今本称《重修玉篇》或《大广益会玉篇》，系唐肃宗上元元年（７６０）处士孙强为其增加字数，、宋真宗大中祥符六年（１０１３）陈彭年、吴锐、邱雍等重修、孙氏增字本又称上元本，陈氏等人重修本又称大中祥符重修本。孙氏除增加字数外，又于书后附《神琪反纽图》一篇。陈氏诸人重修本，收字增加到二万二千五百六十一个。虽字数屡增，但野王之原来注释却屡被删简，致使重修本与原本面目全非。野王原本除罗振玉有影印本外，尚被《丛书集成》收入；重修本有《丛书集成》本，１９８３年中国书店出版泽存堂版影印本，书名题《宋本玉篇》。

　　〖周官集传〗十六卷。元毛应龙撰。应龙始末不得详知，唯据张萱《内阁书目》记载，应龙字介石，豫章（今江西南昌）人，大德间曾官澧州教授。此编于诸家训释，引据颇为广博，而对郑锷《解义》，徐氏之《音辨》及欧阳谦之之说，所采录尤多，其自出己意者，则均题“应龙曰”以相区别。如所引古义有误，而后人不及考辨者应龙亦给予驳正，如“钟师掌金奏以钟鼓奏九夏”，杜子春、郑玄等均以“九夏”为乐曲；而应龙则引欧阳谦之之说，谓《左传》襄公四年曰，“金奏肆夏之三，工歌文王之三”，文王而曰工歌，是有诗而可歌者也。肆夏而曰金奏，是徒有其声，可以金奏而无诗可歌明矣。今考孔颖达《左传疏》云，作乐先击钟，故称金奏。此晋人作乐先歌肆夏，肆夏是作乐之初，故于肆夏言金奏也。次工歌文王，乐已先作，非复以金为始，故言工歌也。其说足与郑玄《注》相发明。又如“甸祝□牲”，□，马融、郑玄注其为“诛”，今侏之大字也。为牲祭求肥充，为马祭求肥健；应龙却用欧阳谦之之说，谓□，稠也，祷牲稠盛也，认为马、郑所注为非。此则显为应龙的误考，因“□”，“侏”古音本通，郑注无误。又如“□氏为□”，应龙引郑锷之说，曰晏子谓六斗四升为□，管子谓百升而成釜。康成则曰四升曰豆，四豆曰区，四区曰釜，为六斗四升等等，如此，则郑玄又误。实际上乃是应龙不及细考古制，误以豆为饮器，以不误为误也。诸如此类，皆未免谬执旧文，疏于考核，疑古义过甚所致。书中对冕服车旗制度，亩祧昭穆之制，司尊彝之六尊六彝，司几筵之五几五席，方弓义弓之异名，正岁正月之并用诸事，却条例引证，颇为明晰。综合而论，应龙继承了宋儒疑古惑经思想，即使参用旧说，亦以晚出，特别是宋人之说为据，这就难免陷于牵强和臆断，虽多有所得，误考误论亦不少，可谓瑕玉互见。书中博录的宋以来诸家散佚之说，最可宝贵，仅凭此书方可睹其大略，故应龙对《周礼》的保存与传播颇为有功。而且，元人研究《周礼》，所存仅此一部为最完备，因此，无论从哪方面看，此书都有很高的参证价值，在《周礼》的研究历史上亦占据着一定的地位。各家书目均著录为二十四卷，传本已不存。清修《四库全书》，馆臣自《永乐大典》中辑出，但《地官》、《夏官》首尾不全，其他尚属完备。馆臣重勒为十六卷，以一官当四卷，合起仍为二十四卷之数。另外，应龙尚著《周官或问》&127;五卷，&127;本在此书之外，《永乐大典》割附此书之后，但所存仅《天官》十九条，《春官》十四条，《秋官》、《冬官》各一条，篇幅寥寥，已不足成帙，《四库》馆臣遂仍将其附于此书各传之下，以备互相参证，以资发明。传本有《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中庸指归〗一卷，附《中庸分章》一卷，《大学发微》一卷，《大学本旨》一卷。宋黎立武撰。立武字以常，自号寄翁，新喻（今江西新余县）人，咸淳进士，官至国子司业，与文天样、谢枋得相友善，学者称所寄先生，宋亡不仕，闲居三十年，年六十八而卒。宋代的《中庸》之学传自程颐，程子借《中庸》阐述自己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思想。后来，程门弟子各述师说，彼此时有发挥，门径遂歧，游酢、杨时之说以继承其师“穷理”、“格物”思想为主，并间或有禅学倾向，此说被朱熹所取用；而郭忠孝之《中庸》说，则继承其师“在天为命，在人为性，论其所主为心，其实只是一个道”的理学思想，以“中”为性，以“庸”为道。认为此为其师晚年观点，是正宗，是定论。立武尊从郭氏观点，故所撰《中庸指归》，即专以阐述“性”、“道”为旨。至于其《中庸分章》，则以“天命之谓性”以下为一章；“仲尼曰”以下为二章；“君子之道费而隐”以下为三章；“道不远人”以”下为四章；“君子素其位而行”以下为五章；“君子之道辟如行远”以下为六章；“鬼神之为德”以下为七章；“哀公问政”以下为八章；“诚者天之道也”以下为九章；“唯天下至诚”以下为十章；“诚者自成”以下为十一章；“大哉圣人之道”以下为十二章；“仲尼祖述尧舜”以下为十三章；“惟天下至圣”以下为十四章；“诗曰衣锦尚□”以下为十五章。立武将《中庸》划作十五章，实为发明郭氏之旨所用，也即为其《指归》所论提供佐证；所言具有条理，堪成一家之言。其《大学发微》，则认为曾子传道在一贯，悟道在忠恕，造道在《易》之“艮”。大旨以止至善为归，而以诚意为要。其《大学本旨》，仍用古本，皆以为曾子之书，不分经传，而以所称曾子为曾皙之言。要其归宿，与程颐、朱熹之说亦不抵牾，不同与事儒，诸如王守仁等人借古本以申己说的作法。唯其认为《中庸》、《大学》皆通于《易》，列图立说，丝连绳贯而排之。则不免有务为高论，标新立异之嫌。四书合为一帙，前有元大德八年（１３０４）赵秉政序，排比从《礼记》原次，先《中庸》，后《大学》。传本有《四库全书》本，《学海类编》本等。

　　〖钟山札记〗四卷。清卢文□（１７１８一１７９６）撰。为作者归田后，掌教于南京钟山书院前后所作校书随笔，故名。卢氏精于校勘，穷日力于此，不暇自著书，文集而外，仅《龙城札记》与此书。所校经籍，颇有成绩。此书共一百四十九则，杂缀四部书籍中误字、异义以校证。其中“字义不随音区别”、“《韩诗》”磬天之妹”、“《论语》子路子贡疑管仲非仁”、“《诗考》引《韩诗》误”、“《易》序卦正文误人注”、《易》象传两用字皆害之误”、“郑康成《周礼序》”、“《三礼目录》，，、“《说文》溢非本文”诸条皆关经传校勘。或校经传误字、或释经传词义、或辨经传名物典制，皆考究始末，明其是非。如卷四“氏与是同”条谓氏与是同，古通用。《大戴礼・帝系篇》西陵氏、蜀山氏，乃姓氏之氏，下氏产之氏，与是同。读者不审，每以螺祖氏、昌濮氏连续，误也。又如卷三《三礼目录》一条，谓郑康成有《三礼目录》，唐人作疏引之，系以“郑目录云”四字，今本集为一编，去“郑目录云”，而易以“注”字，注本为注经，岂能云注目录？又《周礼》郑氏注、《仪礼》郑氏注之类亦人目录中，殊为不妥等，大致如此例，于经籍有功。其校勘文字固为卢氏专精，失校之处亦所难免。卢氏为校勘家，于说经义非其所长，故此书解训经义各条亦有可商榷之处。有《抱经堂丛书》本、《皇清经解》本。

　　〖中庸辑略〗二卷。宋石□编，朱熹（１１３０―１２００）删定。□字子重。号克斋，新昌（今江西宜丰）人，绍兴进士。富至太常主簿，出知南康军。朱子生平详见《周易中义》。《中庸》为《礼记》中第三十一篇，孔颖达《礼记正义》引郑玄《目录》云：此书在刘向《别录》中属通论。《汉书。艺文志》著录《中庸传》二篇，颜师古注曰：今《礼记》中有《中庸》一篇，亦非本礼经，盖子思之作。《中庸》的作者传为子思，全书阐述“中庸”之道，作为君子的最高道德规范，极力宣扬神密主义、唯心主义的天人合一思想。这种思想，为宋代唯心主义理学提供了理论根据，故其书乃大行于宋代，宋儒为其说解亦愈发详密。石氏所辑，断自周敦颐、程颢、程颐及张载，而以吕大临、谢良佐、游酢、杨时、侯仲良、尹□之说为其羽翼。初名《集解》。乾道九年（１１７３），朱子为其作序，称其谨密详审云云。淳熙十六年（１１８９），朱子六十岁时，撰成《中庸章句》，遂重为石氏《集解》删定、并更名为《辑略》，而仍以《集解》原序冠其首。经朱子删除“繁乱”以后的《辑略》，其主旨已完全与朱子的唯心主义理学思想吻合，故后世学者或直接以朱子所撰。朱子在《中庸章句》序中言，《辑略》与《中庸或问》均并附于《中庸章句》之后。以备互相表里，后来《章句》单行，而《辑略》遂晦而不显。此书是研究朱子唯心主义人性论和人心与道心、天理与人欲对立的封建伦理道德观的一部重要参考资料。有《朱子遗书》本，明嘉靖间吕信卿刻本及清《四库全书》本传世。

　　〖中庸衍义〗十七卷，明夏良胜（１４８０一１５３８）撰。夏良胜字于中，南城（今属江西）人。正德三年（１５０８）进士，官吏部考功员外郎、南京太仆寺少卿等职。后为仇家所计，戍辽东卒。著有《东洲初稿》等。此书为嘉靖间夏良胜遣成辽东时所著。自宋以来，取古今之义括举条目而衍其说者始于叶时《礼经会元》，继叶时之后为真德秀《大学衍义》，夏氏此书即仿真德秀《大学衍义》之例推阐《中庸》，故名。卷一天命之性之义，分衍正性之原、论性之弊。卷二率性之道之义，分衍传道之统、体道之要、衍道之实、明道之功、害道之防、杂道之辨。卷三修道之教之义，分衍立教之本、敷教之则、垂教之典、章教之风、尊教之制、异教之流。卷四致中和议，分衍中和之极、协和之徵、修和之诚、戾和之咎。卷五至八达道之义，分衍君臣之常、君臣之变、君臣之戒、父子之常、父子之变、父子之戒、夫妇之法、夫妇之戒、兄弟之法、兄弟之戒、朋友之法、朋友之戒。卷九达德之义，分衍临知之法、任知之戒、施仁之法、贼仁之法、昭勇之法、矜勇之戒。卷十至二十经之义，分衍修身、尊贤、亲亲、敬大臣、体群臣、子庶民、来百工、柔远人、怀诸侯。卷十三诚明之义，分衍治己之诚、应物之诚、自知之明、知人之明。卷十四至十六三重之义，分衍因革之礼、郊祀之礼、宗庙之礼、朝廷之礼、正乐礼、命官之制、审刑之制、田赋之制、兵戎之制、祟勋之制、经济之文、词翰之文。卷十七平天下之义，分衍创业之治、守成之治、中兴之治、经常之治。以上名目。为夏良胜所自创，每一名目必一一援据古今。推广演绎。其中以采邱□《大学衍义》之说为多。夏氏自己的意见则加“臣良胜曰”分述于后。其衍经常之治谓“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是故欲求尧舜之治，必先尧舜之心”，“至谓《大学》之道，惟在于‘平’一言以蔽之矣。是故论治之本，惟存于‘心’之一字；论治之效，惟在于‘平’之一字。古今言治理者，只此二字，可以集大成矣”。其议论大率如此。清修《四库全书》，此书人儒家类，即以其不专述经义之故。有清江西刊本。

　　〖中论〗二卷。汉徐干（１７１―２１８）撰。干字伟长，北海（今山东潍坊）人，东汉末哲学家、文学家，官五官中郎将文学。此编为徐氏的政论著作，《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及《新唐书・艺文志》并著录为六卷；抵宋，晃公武《郡斋读书志》及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则著录为二卷，是为今本，可知其部分篇章快于北宋以前，今残本共分作二十篇，上卷为《治学》、《法象》、《修本》、《虚道》、《贵验》、《贵言》、《芝纪》、《核辨》、《智行》、《爵禄》；卷下为《考伪》、《谴交》、《历数》、《论天寿》、《务本》、《审大臣》、《慎所从》、《亡国》、《赏罚》、《民数》。书中主要发挥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经义。在学习论方面，提出“学者所以总群道”、“圣人亦相因而学”命题，认为“大义为先，物名为后”，反对“鄙儒”、“务于物名，详于器械，考于训诂，摘其章句，而不能统其大义之所极”的倾向。在艺德观方面，提出艺是德之枝叶，德是人之根干。在名实论方面，提出“名系于实”的命题，认为实立而名从之，而并非名立而实从之；同时，又提出“名同而实异”、“名异而实同”的命题。书成以后，深得时人好评，《三国志・魏志・王荣传》载魏文帝称徐干曰：“独怀文抱质，恬谈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矣。著《中论》二十余篇，辞义典雅，足传于后。”文帝所言，诚非虚语。有《四库全书》本，《百子全书》本，《双鉴楼》本，《四部丛刊队本，近又有中华书局出版校点本。

　　〖中说〗十卷。隋王通（５８４―６１８）撰。通因上隋文帝《太平策》十二篇，为朝臣疑忌，遂弃官而归，以讲学著书为业，仿照《论语》撰成此编，由其子王福郊、王福畴记述而成，其门人又自谥王氏为“文中子”，故此编亦别称《文中子》。《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文中子《中说》五卷，但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及王应麟《玉海》则并作十卷，与今传本吻合，知此编原本为十卷。经过其子的“辨类分宗”后，今本篇序为：《王道篇》、《天地篇》、《事君篇》、《周公篇》、《问易篇》、《礼乐篇》、《述史篇》、《魏相篇》、《立命篇》、《关郎篇》。书末附《序文》一篇，杜淹所撰《文中子世家》一篇，福□采录唐太宗与房玄龄、魏徵论《礼乐事》一篇等，最后为阮逸后序及福略后序等。因为王通崇尚儒家思想，故书中所论，多以儒家学说为宗。其主要观点为：王氏谨守“中庸”说，认为世间“千变万化，吾尚守中”，以此为自己行动的指南；以为儒家思想中的“仁义”是人类的教化之本，唯有赖于此，才能治国齐家以行天下。提倡“时异事变”，“通变之谓道”，“通其变天下无弊法”，反对墨守成规。在认识论上，主张“居近识远，处今知古”，反对“执古御今”，强调“知之者不如行之知者”的进步思想，但同时，王氏又主张“行之者不如安之者”，亦反映了他的保守一面。在名与实方面，主张“名实相生，利用相成，是非相明，去就相安”，说明事物的相互依存关系。当时佛教大盛，王氏虽主儒学，但也深受世风影响，故在此编中，王氏又提出了儒、佛、道“三教于是乎可一矣”的主张，企图从理论上调和“三教”，“三教”归一论，是此编中的一个最显著特点，王氏的这一思想，对后世的儒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据《旧唐书・王勃传》谓，王通“依《春秋》体例，著纪年之书，谓之《元经》；又依《孔子家语》、扬雄《法言》例，为客主对答之说，号曰《中说》，皆为儒士所称”。可见王氏诸书，较为时人所重，亦为我们研究隋唐之际的儒学发展情况，提供了参考材料。宋人阮逸为此书作注，题作《文中子说注》，对研究原书思想，提供了很大方便。传本较多，主要有《四库全书》本，《续古逸丛书》本及《四部丛刊》、《四部备要》本等。

〖止斋文集〗五十一卷，《附录》一卷。宋陈傅良（１１３７―１２０３）撰。傅良号止斋，故以为集名。傅良师事薛季宣，与其师共同继承局行己、许景衡、刘安宗，刘安上等“永嘉九先生”思想，开永嘉学源先声，此集即其一生著作的汇编，由其门人曹叔远所编辑，前后各有叔远序一篇，正文中诗九卷，文四十二卷，杂文八篇为一卷，《附录》所载为楼钥所撰，《神道碑》、时适所撰《墓志》，蔡幼学所撰《行状》。傅良的学术思想，主要反映在文及杂文部分。在这部分著述中，傅良“经世致用”、“实事实理”思想有比较全面的阐述。他主张“一事一物，必稽于极而后已”，自古及今，“天地无不位之理，万物无不育之理，则三纲五常无绝灭之理，则孔子之道无不足遵信之理”。在尊崇儒家基本思想的前提下，他反对当时流行的性理空谈，力主师古实今，“师古而实自用”。傅良虽与诸讲学者游，但不涉于植党之私，亦不涉乎争名之见，显立异同，其思想在宋儒中可称醇正笃实，故集中多切于实用之文，决不空言性理，而密栗坚峭，自然高雅，更无宋室南渡后儒学末流冗沓腐滥之气。叔远编辑时，所取断自乾道丁亥（１１６７），讫于嘉泰癸亥（１２０３），凡乾道以前少年之作，尽削不存，故全书剪裁亦颇为精审，是研究作者学术思想及师承渊源最为详尽的参考文献；同时，对研究永嘉学派的学术思想体系及发变演变亦有重要意义，有《四库全书》本，《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本，《永嘉丛书》本，《四部丛刊》收录时，书名题作《止斋先生文集》。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末梁启超撰。为梁氏继《清代学术概论》之后所著的又一部清代学术史专著。原为梁氏任教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校时所编的讲义，约撰于１９２３年冬至１９２５年春之间。因叙述约自明天启三年（１６２３）至民国十二年（１９２３）间约三百年的中国学术史，故名。此书大旨与《清代学术概论》相同，而取材与体例有所不同。全书共十六章，每章均有标题。第一章反动与先驱，叙述明亡前二三十年的学术史，重在探讨明末王学自身的变化，做为此书的“楔子”。梁氏认为此期已开清学之先河。第二章至第四章为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自清初叙至清末，以时间为序，重点探讨了清代政治与清代学术的关系。称乾嘉学者为“科学的古典学派”。第五章为阳明学派之余波及其修正，重点介绍黄宗羲、孙奇逢、李塨、黄宗炎等清初学者之生平、主要学术观点、贡献、著述。第六章以后分学派进行介绍。第六章清代经学之建设，重点介绍顾亭林、阎若璩、胡渭、万斯大、姚际恒。第七章两畸儒，专门介绍王夫之、朱之瑜。第八章清初史学之建设，介绍吴炎、万斯同、万经、全祖望、顾祖禹、顾栋高等在史学方面的贡献。第九章程朱学派及其依附者，介绍张履祥、陆世仪、陆陇其、王懋□。第十章实践实用主义，重点介绍颜元、李□，附带介绍王源、恽鹤生、程廷祚、戴子高。第十一章科学之曙光，重点介绍王锡阐、梅文鼎，附带介绍薛风柞、揭宣（瞳）、方中通、孔兴泰、杖知耕、毛乾乾、梅文鼎。第十二章清初学海澜漾余录，重点介绍方以智（黄生附）、陈确、潘平格、费密、唐甄、胡承诺（魏伯祥、魏穆、魏礼、邱维屏、李腾蚊、彭任、曾传灿、彭士望、林时益附列于后）、刘献廷、毛奇龄（朱彝尊、何焯、钱谦益附）、吕留良、戴名世。以下第十三章至第十六章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分专题介绍清代学者在经学、小学、音韵学、校注古书、辨伪书、辑佚书、史学、方志学、地理学、谱牒学、历算学、物理学、工艺学、医学、乐曲学等方面的贡献。《清代学术概论》侧重介绍经学的历史，此书列专章介绍史学、科学。《清代学术概论》对清代程朱学派（宋学）的介绍一带而过，此书列专章介绍。《清代学术概论》不介绍学者生平，此书则详叙其字号、里籍、仕履等。全书重点介绍清初学者，对清中期、晚期学者不做专门介绍。又列表格附于各章中，如第四章后附《明清之际耶苏教士在中国者及其著述表》，第六章后附《顾亭林学友表》、《初期经学家表》，第八章后附《初期史学家地理学家表》等。此书为《清代学术概论》的婉妹篇、一直受到学者的重视。此书成后，第十三章至十六章曾先行连载于１９２４年６至９月出版的《东方杂志》第二十一卷１２、１３、１５至１８诸号，１９２９年上海民智书局出版单行本，又有《饮冰室合集》本，１９８５年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朱维挣校注本，与《清代学术概论》合为一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