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儒家文献资料汇编

　　〖周易观彖〗十二卷。清李光地著。光地生平见《周易折中》。是书惟解说《卦传・天地定位》一章，发明《易》理，兼证以《易》象，于数则略。其于取《系辞》“知者观其彖辞，则思过半”二句训解曰：“彖辞所取，或有直用其爻义者，或有通时宜而爻义吉凶准以为决者。故以是观之，不中不远，惟其合始终以为质，故时时物不能外”，《观彖》之名取之于此。解“九四，重刚而不中”句，、不以“重”字为衍文；解说“履霜坚冰阴始凝也“句，不从魏《志》，作“初六履霜”；解“后得主而有常”句，不从程《传》，增“利”字；解“盖言顺也”句，不以“顺”为“慎”；以及“比吉也”句，“比之匪人”句、“同人曰”句，“小利有攸往天文也”句、“震惊百里惊远而惧迩也”句、“渐之进也”句、“上九鸿渐于陆”句、“与地之宜”句，皆不从程颐《传》、朱熹《本义》“脱误”之说惟据《汉律》《历志》；惟移“天一地二”二十字，从《程传》。“能研诸侯之虑”句，惟以“侯之”二字为衍文，从《本义》。其经义多尊古本，不肯随意改窜，犹有汉儒笃守之遗风。其说皆自抒心得，虽不甚附合程、朱之说，然“理足相明，有异同而无背触也”。有《回库全书》本，《李文贞公全集》《榕村全书》本。

〖周易传义合订〗十二卷。清朱轼（１６６５―１７３６）撰。轼字若瞻，号可亭，高安（今属江西）人。康熙进士，授浙江巡抚。雍正朝充《圣祖实录》总裁，官累至文华殿大学士。乾隆朝，受命协同总理事务，充《世宗实录》总裁。是编于程颐《易传》、朱熹《易本义》，凡互有异同者，皆参校折衷，归于一是，使其不涉两歧，然于两义各有发明且可并行不悖者，仍两说兼存，且附以诸儒之论，而诸儒之论实有高于程《传》、朱《义》者，竞舍《传》《义》而从他说，不株守门户之见，朱氏自言间附于后。其《凡例》说：遗象言理，自王辅嗣（弼）始。然《易》者象也，有象斯有理，理从象生也。孔子《彖》《象》二传，何尝非言象，雷、风、山、泽以及乾马、坤牛、震龙、巽鸡之类，皆象也。即卦之刚柔上下应比承乘，亦何莫非象乎。舍是而言理，不知所谓理者安在矣。《易》道之取类大，精粗巨细，无所不有，即纳甲飞伏等术数之学，不可谓非《易》之一端也。况中爻互卦、倒巽倒兑、厚离厚坎之象，皆卦体之显而易明者乎”；又说：“卦有对易、反易，反易之义，先儒言之已备，来知德谓之‘卦综’，谬矣”；又说：“程子不取卦变，谓凡卦皆自乾坤来，然合之《彖传》，究未尽协。今一遵朱子一阴一阳自姤、复之说”；又称：“宋元以来，《易》图不下数千，于四圣人之精义，全无干涉，今一概不录，止缕析朱子各图之义，而图仍不载”。观全书，右诸论实全书阐发撰辑之宗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较之分门别户、尊一先生之言，而先儒古义无不曲肆捂击者，其识量相去远矣。”朱氏在日，是书未及刊行，乾隆二年（１７３７）年，两广总督鄂弥达始为校刊行世。另有《四库全书》本。

〖周易传注〗七卷。清李塨（１６５９―１７３３）撰。塨字刚主，号怒谷，河南蠡县人。康熙举人，曾游学南北，与万斯同交往，晚年授通政学士。师承颜元之学，时称“颜李学派”，反对宋明理学空谈性命，讲求经世致用，以改良封建制度为宗旨。有“理在气中”的唯物论认识论，也有复左、禁欲与经验主义的倾向。晚年治学，偏重考据。著有《论语传注》《大学传注》《大学辨业》等，后人辑有《颜李遗书》。是书以《易》卦必归人事为宗、斥陈抟、刘牧诸图，皆使《易》道入无用；《参同契》《三易洞玑》之类，皆以异端方技乱《易》；即汉儒五行胜负，分卦直曰一世、二世、三世、四世诸说，亦皆于三圣所言之外再出枝节，故其说颇为淳实，不涉支离玄空之谈。其驳“卦变”之说，发例于讼卦《彖辞》，驳“《河图》、《洛书》”之说，发例于《系辞》传，驳“先天八卦”之说，发例于《说卦》传，其余仅阐述经义，不驳正旧说。其说《易》以观象为主，也兼用“主体”，于古说，多采李鼎祚《集解》，近说多取毛奇龄《仲氏易》《河图洛书原舛编》、胡渭《易图明辨》，导引《易》说，归于人事，颇得《易》之原旨。有《四库全书》本，《颜李丛书》本。

　　〖周易补疏〗二卷。清焦循（１７６３―１８２０）撰。成于嘉庆二十三年（１８１８）。清代汉学家对王弼《周易注》多所非议，以至屏之不论个议之列。焦氏认为王弼《易》学“虽参以己见，而以六书通借解经之法，尚未远于马、郑”，孔颖达等《周易正义》，奉王弼《周易注》为准绳，而加以诠释，实于王弼《易》学多不能申明。故撰此书，以订孔颖达之舛漏，以申王弼之义。全书体例，首列经传原文，次录王弼《周易注》，后加“循按”二字阐述己见，补孔颖达《正义》颇多。如“龙战于野”，王注“固阳之地，阳所不堪，故战于野”，焦氏谓《正义》解“固”为“占”固此阳生之地，则未实指何所。又引荀爽“消息”说，坤在亥下有伏乾；郑玄“爻辰”说，坤上爻实为乾之地，而坤爻据之，王弼用荀爽、虞翻之义而浑其辞为固阳。“拔茅茹以其汇，征吉”条，王弼注“茹”为“相牵引之貌”，焦氏据《汉书・刘向传》注引郑玄曰：“茹、牵引也”，以证王弼注之所本等。焦氏能不附合于汉学，力排众议，以申王弼《易》学之旨，堪称有识，亦可见其不殉于门户之见、实事求是之治学精神。有《焦氏遗书》本、《焦氏丛书》本、《皇清经解》本等。

　　〖周易程朱传义折衷〗三十三卷。元末明初赵采撰。采字德亮，号隆斋，潼川（今四川三台县）人，其他不详。此书用注疏本，节录程颐《易传》、朱熹《本义》之说，再益增以语录诸书，列之于前，而名以己说附列于后，是谓“折衷”。所注仅上、下经，大盖因为程颐所传不及《系辞》以下，故采亦仍之。书前冠赵氏自序，认为有了康节邵雍推明伏羲，文王之卦画，象数之学遂得以显著；有了伊川程颐推衍孔子之意，而卦画之理遂明。武夷朱熹作《本义》，厘正上、下经十翼，才始还其旧作；邵雍发挥先天之说，虽然其本义专主卜筮，但在于门人问答中又认为《易》中先儒旧说皆不可废弃，但互体、飞伏、纳甲之类却未及深索。故赵氏认为，当时学者览读《周易》，应当由邵、程、朱三先生之说溯而上之，此即为其撰书的宗旨。所以，其书虽然以宋学为宗，但却能兼及象数变互，颇存古义，并不圃于门户之见，源流不同而排斥他说。唯其割裂《周易》本义，而附于朱子《本义》，尚显失当，但此举自胡广修《周易大全》始，赵氏仅是因袭。宋末元初，学者们对程、朱学派的纷争时有调和之意，赵氏此书，也意本于此。从一定意义上说，《周易》之学只有广集众家之说，取长补短，才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并能逐渐于原旨吻合。由此而论，此书的学术价值颇高，同时，它亦代表了元人治《易》的又一种方法。有《四库全书》本。

　　〖周易本义〗十二卷。南宋朱熹（１１３０―１２００）撰。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别称紫阳，江西婺源人，侨寓福建建阳，曾官秘阁修撰。主张抗金，被韩□胄派目为“伪学”，一生广注典籍，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及自然科学都有不同程度的贡献，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著作颇丰，除本书外，尚有《四书章句集注》、《诗集传》、《楚辞集注》、《仪礼经传通解》、《家礼》、《论孟精义》等等。朱子认为，古人观象画卦，谍蓍命爻，都是本着气数之自然形于法象，见于图书者，有以启于其心而假乎焉而已。但后世学者解，《易》专攻文义者，则说解多支离散漫并无所根据；专著于象数者，则说解又多牵强附会。力主《易》为卜筮之书，并力图将《易》分而论之。本着这一思想，撰成此书。卷首为刘世谠所辑考证，次为卦歌、易图，易图分别为《河图图》、《洛书图》，《伏盏八卦次序图》等，其说解曰，有天地自然之易，有伏羲之易，有文王周公之易，有孔子之易。自伏羲以上，皆无文字，只有图画，最宜深玩，可见作易本原精微之意；文王以下，方有文字，即今之《周易》，然读者亦宜各就本文消息，不可便以孔子之说，为文王之说。卷末为易赞、筮仪。自宋元以来，易宗程颐、朱熹。程传经文从王弼本，以传附经；朱子从吕祖谦所考定的古本，分为经二篇传十篇，音训亦取吕祖谦所撰者，薛□《读书录》指出，“朱子《本义》，依古易次序，自为一书，不与程传染杂，最可见象占卜筮教人之本意”。毛奇龄《河图洛书原钟篇》指出，朱熹认为关朗《易传》为伪书，但又取其说以定图书，并载其文于《周易》之首，岸然与三圣经书彼此分席。从《易》学发展过程看，朱氏易学，实际上是儒家易学与道家易说互相混合的产物，对后世学者很有影响，在《易》学发展史上占据着相当的地位。书成后，约在咸淳中，董楷欲合程颐《伊川易传》与朱熹《周易本义》为一，遂割裂朱书，散附于程传之下。人明，沼修《五经大全》，仍其谬而不改，然而学术界仍有专主朱义者，明奉化教渝成矩遂因《五经大全》，刊除程传，独留朱氏之义，而全书结构，一仍程书所传之王弼本。后世因之而不改，故使学者多有朱书原貌不可复得之概。《四库全书》收入此书作十二卷，附四卷本，此四卷本即是董楷、成矩所窜乱的朱子《周易本义》，其传本除《四库全书》本外，尚有明嘉靖间刊本，庋藏美国国会图书馆，又有《□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本；其十二卷本为宋咸淳间吴革所刊，次第同于宋儒所传《古周易》，也就是后世罕见的《周易本义》原貌，其版本尚有《西京清麓丛书正编》本、《刘氏传经堂丛书》本，光绪十九年（１８９３）江南书局重刊本及《丛书集成初编》本。

　　〖周易辩录〗四卷。明杨爵（１４９３―１５４９）撰。杨爵字伯珍，一字伯修，号解山。陕西富平人。喜靖八年（１５２９）进士，授行人。历官山东道监察御史。卒谥忠介。著有《斛山遗稿》等。《明史》卷二百零九有传。据此书杨爵喜靖二十四年（１５４５）自序，为杨爵与周怡、刘魁等在狱中讲论《周易》之作，取《易．系辞》“困德之辩”命书名。所释惟六十四卦，每卦惟载上、下经卦辞，然其训解则六爻及《彖传》、《象传》兼及之，其说多以人事为主，颇剀切著明。《明史》杨爵本传作《周易辩说》。有明刊本、《四库全书》本、清道光十二年（１８３２）刊二卷本。

　　〖周易稗疏〗四卷《考异》一卷。清王夫之（１６１９―１６９２）撰。此书为其读《易》札记。不解《易经》全部，故不全载经文，只择经文中有疑义者若干条，尽为之说。大旨不信陈抟之学，也不信京房之术。于先天诸图、纬书、杂说等皆极力排斥。不空谈玄妙，不附合老、庄之旨，故言必征实，义必切理，在明末清初说《易》各家中，为最有根柢者。如解《坤卦・六五》“黄裳”，引《礼》：“人君至，命士贡黄裳，下士杂裳”，以证黄裳之美；解《屯卦・上六》“乘马班如”，引《左传》“班马之声”证“乘”当读去声；解《师卦・六四》“师左次”，引《兵法》“前左下、后右高”证之，谓“不言前而言左者，军虽不进，前军犹必远哨，以防敌，唯左则屯聚以止耳”。又论帝乙非纣父、“王用亨于西山”非文王，以及“临之八月”、“七日来复”、《易》之逆数；河图蓍策之辨等，皆有条理。但也有穿凿处，如解《讼卦》“□带”谓“带无□名”、解《大畜・上九》“何天之衢”，解“何”为负荷之意，应引梁武帝解“何”为“荷”更准确，夫之乃引《庄子》“负云气”为证，属偶然失考。至于解“旧井无禽”，训“禽”为获，亦属附会。此书虽篇幅不大，却能看出夫之治学之征实有见。有《四库全书》本、《船山遗书》本、《皇清经解》续编本。

　　〖周礼正义〗八十六卷。清孙诒让（１８１８一１９０８）撰。清代经学成就，远胜前朝历代，仅《周礼》一书之著述也不可胜计。举其要者如江永、李光坡、方苞等，皆一代大家。然众说纷经，有些问题至成千古聚讼。孙氏乃晚清最著名经学、文字学家，博学洽闻，探究深透，遂用几近三十年之工力，稿草屡易，至光绪二十五年（１８９９）自《序》成书，完书多达二百三十万字。书前有自《序》和《略论》。孙氏以《周礼》一书版本，“以《唐石经》为最左，注本以明嘉靖仿宋本为最精。今据此二本为主，间有讹税，则以《孟蜀石经》及宋椠诸本，参校补正，著其说于疏。至版本文字异同或形体讹别，既无关义训，且已详阮、黄两《记》，今并不载”（《略例》）。是书之作，对汉注唐疏审慎求实，对清儒名家之研究尤为重视，遵循“以经决注，以注决疏”的原则，凡旧注旧疏，正确者则援引详申之，误解者则纠正之。又能博及群书，凡经、史、百家书中与《周礼》内容相关的材料，皆在其视野之内，极究博采，比较论析，凡与《周礼》正文相符者，即引为参证；不甚相符者，则疏通辨别；使之不相混淆；有抵触难决而不能疏解者，则并存其异说，不强作折衷。几汉注唐疏，凡乎全部囊括其中，凡清儒数十百家之精义，也几乎甄录无遗。持论宏通，不迷信名家，不排斥一得之见，无门户之偏。如对郑玄、王肃两家，“郊社□□，则郑是而王非；庙制昏期，则王长而郑短。若斯之伦，未容偏主。今并究极群经，求撅至当，无所党伐，以示折衷”（《略例》），态度公允，治学慎严。博采众家，总括古今。如《匠人》篇训解之文达四卷之多，《太宰》、《大宗伯》２篇也各有三卷之文，《大司徒》《大司乐》《大司马》《轮人》《□人》《梓人》《车人》诸篇也各有二卷。卷帙虽浩博，但决不是呆板的资料汇辑，而是择选重要资料与精确论断相结合。如卷三十三中对“□□”的解释，基本从郑玄注说，而又列举二十一家说法，并逐一辨正其是非，最后对郑说予以中肯之补正，曾而不袒，惟以是从。每述一义，每引一说，必称举作者，注明也处源委，绝不隐人之善据为已有。《周礼》原文和郑注所涉及范围极为广泛，大有天文历象，小有草木鱼虫，凡上古城乡建制，政法文教，礼乐兵刑，赋税度支，膳食酒饮，宫室车服，农商医卜技艺制作等无所不包。孙氏以一人之力，完成这部对《周礼》二干多年研究成果具有明显总结性的疏解著作，对文字音义训解之精确，名物制度考辨之详尽。前人诸说征引上浩博，为古今未有，毕生研究经学礼制之深刻领会尽荟于此，对一些歧异纷争的礼制问题，大都有园满论证。是书所达到的训释水平，非汉唐旧注旧疏可比，有清一代也无可比肩者，对研究中国上古社会历史有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故自清末刊行八十多年来，一直倍受学人推崇，流传甚广。但是，这样一部巨著偶有疏误或纰漏也在所难免。如作者维护传统的“周公作《周礼》说，实未必可取，疏解也缺乏令人信服的论证。其他可商榷者，也有之。是书版本有五：一是清光绪三十一年（１９０５）孙氏家藏铅铸板初印二十册本；二是民国二十年（１９３１）湖北笛湖精舍木板刻印六十册本；三是民国二十二年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排印本二十四册本；四是民国二十五年上海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排印二十八册本。五是１９８７年中华书局作为《十三经清人注疏》之一出版的王文锦、陈玉霞校点排印１４册本。

　　〖周礼注疏〗四十二卷。汉郑玄（１２７―２００）注，唐贾公彦疏。郑玄为东汉著名经学大师，其生平，详见《易纬》；公彦，河北永年人，永徽（６５０―６５５）中，官至太学博士，撰《仪礼义疏》诸书。《周礼》又名《周官》，于诸经当中，最为晚出，对其发现经过，贾公彦《序周礼兴废》引马融语与《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所记各有不同，综合而言，大体在文帝时代，就已发现《周礼》的部分内容，为司马迁撰《史记》及其他典籍所引用，后河间献王刘德得此书，&127;即被藏于秘府中，&127;迨刘歆校理秘书时，方得重新“发见”，并以《考工记》补作冬官，始成完帙。其学西汉不传；东汉时，刘歆弟子杖子春授传与郑众，贾逵，二人乃为其作注，但杜子春、郑众及贾逵注均已不传。马融学生郑玄所注此书，融通众说，简明精当，保存了许多汉代的研究成果，如根据此书，可大略考见，杖子春所注，大体以释宇为主，即把《周礼》的古字用汉代文字加以训释；郑众注则有一些有关名物制度的诠释等等。所注虽然有一些附会之处，但总体看，仍不失为精湛之作，深得后人好评，清人黄丕烈即言：“郑氏之学，惟三《礼》为最精，三《礼》之注，惟郑氏最善。”《四库全书总目》认为，郑注《周礼》“所释特精”，唯“好引纬书”及“好改经字”是其两失。其实，好引纬书及好改经字，并无多少失当，纬书所引的数量不多，况且纬书也不一概是无稽之论；至于改变经字，多数地方改得正确，而且改在注中，使后人仍可见经文原貌。因此，郑注的不足并不在．此而在于作者认定《周礼》为周公之作，处处用古制或汉制给予解释，难免于牵强附会。郑注实际上是对汉代《周礼》研究的一次总结，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自此以后，《周礼》遂大行于世。入唐，高宗永徽年间，公彦以北周沈重《周礼义疏》为基础，集魏晋六朝诸家之说为郑注作疏，&127;于、&127;礼、乐、军，赋诸礼并能引据明赡，足以发明郑学，《四库全书总目》称之：“公彦之疏，亦极博核，足以发挥郑学。《朱子语录》称五经疏中，《周礼》疏最好。”但公彦在考证上过于狭隘，仅局限于九经及诸纬中，而对于诸子百家之单词精义，以及文字之假借音读异同，未能详细论述和阐释，是其主要不足。贾疏总结了魏晋至唐初数百年间的《周礼》研究情况。郑注与贾疏，分别代表了《周礼》研究的两个时代，都是当时的集大成著作，在经学发展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旧唐书・经籍志》及《新唐书・艺文志》均著录五十卷，今本四十二卷为后人所并。宋以前，郑注与贾疏各为单行，宋以后，为阅读方便，遂将两书及陆德明《经典释文・局礼音释》合而刊之。郑注单行本尚存宋本，藏北京图书馆；贾疏单行本尚有宋代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亦入藏北京图书馆。合刊本除《四库全书》、《通志堂经解》诸本外，通行本为各种版本的《十三经注疏》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