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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哲学术语。中国古代的哲学家称自然界及其运行规律谓之“天道”。古代由于宗教神学世界观占统治地位，人们往往认为“天道”可以左右人事，广义地说“天道”一词有时还包括人事的吉凶祸福及其规律的含义在内。
古代的思想家对于“天道”的解释是多种多样的。但归结起来不外两种。一种是唯物主义的，认为自然界是物质性的，它本身有它自己的运行规律。例如，郑国大夫子产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越国大夫范蠡说：“天道皇皇，日月以为常”（《国语·越语》），天道是日月运行，周而复始，永远如此的。他认为“日困而运，月盈而匡”，就是“天道”。邓曼说：“王禄尽矣，盈而荡，天之道也”（《左传》庄公四年）。伍子胥说：“盈必毁，天之道也”（《左传》哀公十一年）。自然界和社会上的事物发展到顶点就要走向反面，这就是“天道”。这是朴素唯物主义的天道观。一种是唯心主义的，认为“天”是有意志有目的的“人格神”。它能够赏善罚恶，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人类社会的一切都是受“天”的意志支配的。按照这种说法，“天道”就是上帝的意志。例如，《书·汤诰》：“天道福善祸淫，降灾于夏”。《左传》进公十四年记载：申缙看到一次蛇斗说；“妖由人兴也。人无衅焉，妖不自作，人弃常则妖兴，故有妖”，人事违背了“天道”，就有妖异现象发生。《左传》昭公十一年记载，叔向说：“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恶而降之罚也”。这些都是神秘的唯心主义的天道观。
对于“天道”的两种不同的解释反映了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这说明中国古代哲学战线上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

唐柳宗元著。收入《柳河东集》中。本文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古代元气一元论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想，批判了唐代韩愈的唯心主义天命论，指出天地之中充满了元气，元气分为阴阳二气，二气相互作用，形成了世界万物。“彼上而玄者，世谓之天；下而黄者，世谓之地。浑然而中处者，世谓之元气。”否认在元气之上有所谓造物主的存在，反对天能赏善罚恶的唯心主义观点，提出“功者自功，祸者自祸，欲望其赏罚者，大谬；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谬矣。”这些观点为其政治上的革新运动提供了理论根据。

中国古代哲学术语。《尚书·召诰》：“有夏服（受）天命”。《诗经·大雅·文王》：“天命靡（无）常”。这里的“天”即上帝，“天命”即上帝的意志或命令，实质是统治阶级意志的歪曲反映。这种唯心主义天命观主要以宣传“王权神授”、“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以及所谓赏善罚恶等等为阶级剥削和压迫进行辩护。唯物主义哲学家在批判唯心主义天命观的同时，往往给“天命”以唯物主义的解释。如荀子所说“制天命而用之”的“天命”，即指自然规律。起义农民则常常赋予“天”和“天命”以异端神学性质，作为组织群众、动员群众和为自己辩护的思想武器。如黄巾起义军提出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口号，太平天国关于“天父”、“天兄”的“天条观念”等等，就是如此。

天择即“自然选择”。

是指杰出的、高超的智慧和才能，也指有天才的人，它表现在能出色地完成一定的艰巨复杂的任务上。天才是人在生理素质的基础上，通过教育和环境的影响，本人的勤奋努力，特别是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吸取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逐渐发展起来的。
唯心主义的先验论认为，天才是先天具有的特殊智慧和才能。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柏拉图认为，人的灵魂是不一样的，奴隶主贵族是神用“金子”建造的，具有比较完善的灵魂，能认识真理，适于统治人；而“农夫和手艺人”是神用“铜和铁”造成的，灵魂是不完善的，根本认识不到真理，只能被人统治。中国古代唯心主义哲学家孔子宣扬“生而知之”的唯心主义的先验论。他自称“天生德于予”，吹嘘自己是天生有德的圣人。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天才不是先天的，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些，才能多一些。所谓聪明和才能就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天才、才能都是属于知识的范畴。它的唯一源泉是社会实践。而社会实践是千百万群众的实践，革命领袖和英雄人物的聪明、才干是同人民群众的实践和智慧分不开的。天才不是靠一个人或几个人，天才是来自群众、阶级、政党的集体智慧。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人的智慧、才能是有差别的。但是这种差别主要是由社会实践造成的，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分工、阶级地位、参加社会实践的深度和广度不同，以及个人的努力不同造成的。同时，也承认人的头脑的生理素质是有差异的，但这不等于承认聪明是天生的。因为人的头脑本身就是社会实践的产物。人的头脑生理素质上的差异，并不能说明知识、才能的起源，再好的头脑，也只能为认识提供物质基础。只有参加社会实践，才能产生认识。头脑本身不是知识的发源地，只是一个加工厂，头脑本身离开实践就不能产生任何认识。离开实践来谈聪明、天才，势必陷入唯心主义。

列宁阐述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光辉著作。写于1918年10—11月。编入《列宁全集》第28卷。
1918年8月，叛徒考茨基为适应帝国主义的需要，炮制了《无产阶级专政》小册子，肆意歪曲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恶毒攻击布尔什维克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政权。为了回击考茨基的进攻，列宁写了这部著作。
在这部著作中，列宁逐个地驳斥了考茨基的谬论，系统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
文中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是马克思全部学说的精髓的思想，提出了只承认阶级斗争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论断；论证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暴力性质及暴力革命的必要性，指出：“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阐明了民主的阶级性，揭示了无产阶级民主同资产阶级民主的对立，指出无产阶级民主要超过资产阶级民主千百万倍，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形式是新型的民主制度；阐明了工农联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论证了工农联盟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作用；论述了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基础和出发点。
这部著作彻底揭穿和批判了考茨基及第二国际其他领导人背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反动本质，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维护了十月革命道路，维护了苏维埃政权，维护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它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斯大林的早期著作。1906年6月-1907年4月曾以论文形式先后在南高加索的布尔什维克报纸上发表。编入《斯大林全集》第1卷。
这部著作，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的反动年代，反击了无政府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猖狂进攻，揭穿了无政府主义的实质，捍卫并阐发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文中指出：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两种根本对立的理论。无政府主义以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为基础，它的口号是“一切为了个人”；马克思主义则以群众为基础，它的口号是“一切为了群众”。无政府主义者自称为社会主义者，实际上是腐蚀工人运动的机会主义者。
这部著作批驳了无政府主义者用折衷主义冒充马克思主义的谬论，维护和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性和完整性。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不只是社会主义的理论，而且是一个完整的世界观，是一个哲学体系，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就是从这个哲学体系中自然而然产生出来的。这个哲学体系叫做辩证唯物主义。”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内在联系，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以往旧哲学的区别和联系。
这部著作驳斥了无政府主义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歪曲成二元论和庸俗进化论的谬论，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物质第一性和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原理，指出无论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都区分为意识和存在、观念和物质两部分，而物质、存在是内容，观念、意识是形式，内容决定形式并先于形式，形式依赖内容并落后于内容。从而同唯心主义、二元论和庸俗唯物主义划清了界限。
这部著作还批驳了无政府主义者把马克思的辩证法污蔑为激变论和庸俗进化论的谬论，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发展观。文中指出，事物发展有量变和质变、进化和革命两种形式，“进化为革命作准备，为革命打下基础，而革命则完成进化，促进进化的进一步发展”，从而同激变论和庸俗进化论划清了界限。本书还把事物的发展和矛盾斗争联系起来，认为发展是新东西和旧东西、生长着的东西和死亡着的东西之间矛盾斗争的结果，揭示了事物发展的真正动力和内容，并依此作出了新生事物是不可战胜的结论。
这部著作还论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主要问题。如对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作了唯物主义的回答，指出：“在社会生活中，也首先是外部的条件发生变化，首先是人们的地位发生变化，然后人们的意识也相应地发生变化”。并且还分析了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原因，指出了“社会生活的发展完全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论证了社会主义必将随着资本主义而来，如同白日随着夜晚而来一样。
这部著作，尽管“是一个没有完全成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著作”(《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7页），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有力地批驳了无政府主义。保卫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纯洁性，对当时俄国革命阶级确立革命必胜信念和制定革命策略都有指导意义。

工人运动中的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潮。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流行于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主要代表人物有法国的索烈尔等。无政府工团主义根本否认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作用，认为工会（即工团）是团结和领导工人的唯一组织形式。它鼓吹“工会高于一切，管理一切”，认为生产资料转入工会手中是一切工人运动的最终目的，主张由工会来组织和领导生产，以各地工会的联合来代替国家机构。它宣扬经济罢工是消灭资本主义的万能手段，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政治斗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转向社会沙文主义，支持本国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列宁指出：“无政府工团主义是机会主义的同胞兄弟”。（《列宁选集》第3卷第209页)

无产阶级道德即“共产主义道德”。

无产阶级民主即“人民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