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中国古代历史哲学

《庄子》篇名。全篇以发挥《老子》“绝圣弃智”的观点为主，认为社会产生盗贼的根源在于圣人和智慧。“圣人生而大盗起”。主张绝圣弃智、擿玉毁珠，灭文章，散五采，毁绝钩绳而弃规矩，钳杨墨之口，攘弃仁义。认为只有消灭知识、财富和权力，回到“民结绳而用之”的社会中去，才是杜绝盗贼达到天下至治的唯一途径。表现出作者复古退倒的历史观。然其主张“掊击圣人，纵舍盗贼”，具有反抗当时统治阶级的进步意义。

《孟子》篇名。分上下两篇。上篇主要论述“尽心”、“知性”、“知天”等观点，提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认为心、性、天三者是统一的，人具有天赋的“良知”、“良能”，可以做到“万物皆备于我”。下篇论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民贵君轻”的思想。主张国君要行仁政。该篇最后一章提出由尧舜至于汤，由汤至于文王，由文王至于孔子的思想传承序列，为儒家“道统”思想的先声。

《孟子》篇名。分上下两篇。集中反映了孟子人性善的思想。“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反对告子“性无善无不善”的观点。提出“类”的概念。认为“圣人，与我同类者”，凡人皆具天赋的“仁义礼智”德性，由此推出“人皆可以为尧舜”。“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其所以“放其良心”或所以“陷溺其心”。主张养其“大体”（心）而为“大人”。反对霸道，论述仁义道德，提出“舍生而取义”一语。

《孟子》篇名。分上下两篇。主要论述古代尧、舜、禹禅让的情况。认为禅让和继世皆是“天与之”，“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主张以尧舜之道维持君臣关系，教化百姓。提出“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其中有宣扬君权天授和知识先验的观点。

《孟子》篇名。分上下两篇。主要反映孟轲的政治思想，认为“民事不可缓也”，“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主张实行井田制，认为“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钧，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依据社会分工的观点，认为劳心和劳力、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区别，是符合当时历史现实的。

战国时尸佼作。以综合为学术宗旨，贯通儒、墨、道各家异说。为杂家学派开创之初的作品。《汉书·艺文志》杂家类著录“《尸子》二十篇”。刘向《别录》说：“自为造此二十篇书，凡六万言”（见南朝宋裴骃《史记集解》）。已散佚。唐《群书治要》卷三十六辑，录有《劝学》等十三篇。清汪继培辑有十四篇与若干片断，编为上下两卷，较为完善，但已非原书。其中存有先秦佚说甚多。

《孟子》篇名。分上下两篇。为《孟子》首篇。主要主张“仁政”，以“仁义”治国。提出“仁者无敌”、“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等观点，反对兼并战争。认为“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提出“制民之产”，“省刑罚”，“薄税敛”，“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等。

战国时商鞅及其后学的著作合编。秦汉时称《商君》。唐以后亦称《商子》。战国时已有传本。有“境内之民”“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韩非子·五蠹》）之说。《汉书·艺文志》法家类著录二十九篇。宋时已有佚失。《郡斋读书志》谓亡佚三篇，《直斋书录解题》谓亡佚一篇。今本存二十四篇，另有二篇有目无文。唐《群书治要》引有《六法》一篇，今本无。书中记述商鞅的政治、经济主张，哲学思想及社会历史观点等。也载有一些秦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制度，以及变法的事实。对战国末与秦代影响深远。注本有近人朱师辙《商君书解诂》、高亨《商君书注译》等。

旧题周列御寇著。汉初已有散佚，刘向校定为八篇，曾疑其“不似一家之书”。今本《列子》八篇，从思想体系和语言风格上看，可能是晋人作品。一说也包含某些战国时写成的文字。内容多为民间传说、寓言和神话故事。“其书大略明群有以至虚为宗，万品以终灭为验。”（张湛《列子序》）其旨意大致归同于老庄，又往往与佛经相参合。其中《杨朱篇》反映了个人享乐主义的颓废思想。唐天宝元年（742）诏号《列子》为《冲虚真经》。北宋景德四年（1007）加封“至德”，号曰《冲虚至德真经》，列为道教重要经典之一。有东晋张湛注、近人杨伯峻《列子集释》和严北溟《列子译注》。

《商君书》篇名。是否为商鞅所撰，说法不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 在孝公之世，安得称孝公之谥？据此断为非商鞅所作。一说称谥可能是后人传抄所致，但所记内容与商鞅思想相符。记述商鞅在变法前同大夫甘龙、杜挚的争论。根据“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的历史经验，提出“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