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中国古代历史哲学

道家著作。《汉书·艺文志》道家类著录《黄帝四经》四篇。《隋书·经籍志》“道经部”称：“汉时诸子，道书之流有三十七家”，“其黄帝四篇，老子二篇，最得深旨”。隋时已佚。今有人考证即马王堆出土的四篇古佚书： 《经法》、《十六经》、《称》、《道原》（见唐兰《黄帝四经初探》）。

《荀子》篇名。集中体现了荀子的教育思想。认为人的知识、才能不是先天赋予的，而是“善假于物”的结果。重视教育对人成长的作用。“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声

《荀子》篇名。认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肯定自然界的运动变化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提出“明于天人之分”，“治乱非天”，阐发了“制天命而用之”的人定胜天的思想。并批判了当时流行的种种迷信思想。

《荀子》篇名。着重阐述人性问题。以为人性即是“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息”等“人之情性”，具有“好利”、“求欲”的自然本能，如“从人之欲，遂人之情”将导致“犯分乱理”的恶的结果。进而提出“性伪之分”，论证“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批评孟子的“性善论”。强调“化性而起伪”。若能以礼义法度矫饰人之情性，通过发展理性能力，“伏术为学，专心一志，思索孰察，加日具久，积善而不息”，则可“通于神明，参于天地矣”。为“隆礼”、“重法”的政治主张和“积善成德”的修养论提供了理论根据。

《荀子》篇名。系统探究了名实关系、制名的原则、名的作用、分类，以及判断、推论等问题。主张伦理概念的相对性，明确提出“刑名从商，爵名从周，文名从礼”。认为反映客观事物的概念则随现实的变化而变化，须不断地“有作于新名”。指出“所为有名”，在于“指实”，使民“明贵贱”、“辨同异”、“壹于道法而谨于循令”。认为概念名称之“所缘以同异”，在于“缘天官”和心的“征知”：“凡同类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故比方之疑似而通，是所以共其约名以相期也。”并提出“同则同之，异则异之；单足以喻则单，单不足以喻则兼；单与兼无所相避则共”、“约定俗成”、“稽实定数”等制名原则。从不同角度将名分为共名、别名、宜名、实名、善名等类别。还对概念、判断、推理这三种思维形式分别定义，认为“名也者，所以期累实也。辞也者，兼异实之名以论一意也。辨说也者，不异实名以喻动静之道也”。并提出了“正名而期，质情而喻，辨异而不过，推类而不悖”等逻辑要求。批判了“用名以乱名”、“用实以乱名”、“用名以乱实”的“三惑”错误。

《荀子》篇名。解，解除；蔽，唐杨倞注：“言不能通明，滞于一隅，如有物壅蔽之也。”着重探究认识论。指出：“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认为“依其所私”和“凡万物异则莫不相为蔽”，是产生“一曲”的主客观原因，强调发挥“心”的全面认识作用，才能“兼陈万物而中县（悬）衡”。并批判诸子之学。但有夸大“心”作用的倾向，认为圣人的认识“尽伦尽制”的。

《荀子》篇名。着重阐明政治体制和国家学说。认为治国须用等级名分来确立统治秩序，“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明王始立而处国有制”。强调加强君主集权，建立封建法制。要求君主“平政爱民”、“隆礼敬士”、“尚贤使能”。主张宽猛相济，“以不敌之威，辅服人之道”。篇中还探究了人类社会和国家制度的起源，提出“明分使群”的理论，并认为封建制度“与天地同理，与万世同久”。

《荀子》篇名。认为“礼”为“先王”调节人们欲望、避免争乱而制定的“度量分界”，其主要内容是“养”（养人之欲）和“别”（贵贱有等）。强调礼是衡量一切的最高标准，治国的根本，“人道之极”，“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认为“礼”对人性有导化和矫饰作用，强调衣冠服饰和声乐颜色等，都要符合“礼”的规定。人如能以礼为行为规范，通过道德涵养和审美活动，就能收到“化性起伪”的效果。还认为“礼”是万世不变的法则，决定宇宙万物的变化。在美学上提出“无伪则性不能自美”的命题。从人的感情欲望来说，人性本恶，不能成为美，只有通过后天的教育和伦理道德的修养，才能使人性从恶转化为善，实现人格之美。审美活动合于“礼”，才能体现贵贱之别。

《荀子》篇名。提出荣与辱是表明道德价值的重要范畴，其标准在于取义利之先后，“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而“荣者常通，辱者常穷。通者常制人，穷者常制于人。是荣辱之大分也”。又从人性论出发，论证了封建等级制及其礼义规范的产生和作用。“夫贵为天子，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然则从人之欲，则势不能容，物不能赡也。故先王案为之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后使悫禄多少厚薄之称。是夫群居和一之道也。”为反映荀子伦理思想的重要资料。

《荀子》篇名。针对墨子“非乐”思想，系统阐述了音乐的产生、立乐的标准、礼与乐的关系，以及音乐的社会职能等。指出音乐等艺术为人们获得感官愉悦所不可缺少。“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而音乐则是人的内在思想感情“发于声音，形于动静”的结果。先王为了节制人们对娱乐的追求，不使之带来淫乱，“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以乐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使其曲直、繁省、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使夫邪污之气无由得接焉”。提出“以道制欲”的“立乐之方”，“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主张礼乐的社会作用是相辅相济的。“乐合同，礼别异。礼乐之统，管乎人心矣。”乐能统一人们的行动，“听其雅、颂之声，而志意得广焉；执其干戚，习其俯仰屈伸，而容貌得庄焉；行其缀兆，要其节奏，而行列得正焉，进退得齐焉。”“故乐者，天下之大齐也，中和之纪也。”乐又能合和人际关系，使“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长少同听之，则莫不和顺”。认为乐能起到移风易俗的社会作用。因为乐“足以感动人之善心”，其“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乐又能调节人的血气，“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顺气成象而治生焉”，“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乐记》中所系统总结的先秦时期儒家音乐美学思想，对后代颇有影响，《乐记》中的《乐言》、《乐情》、《乐化》、《乐象》四篇，许多文字是引自《乐论》的，反映其思想的渊源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