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中国古代历史哲学

《墨子》篇名。由墨子后学所记述的墨子关于“义”的言论。认为“万事莫贵于义”，“凡言凡动，利于天鬼百姓者”为义，反映了他为义兼爱的目的。主张行义须付诸行动，否则为“荡口”。提出衡量一个人是否仁义，“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认为为义，顺去六辟： 喜、怒、乐、悲、爱、恶。

《墨子》一书的重要组成部分。亦作书名，始称自西晋鲁胜。鲁胜曾作《墨子注》，已佚。《晋书·隐逸传》载鲁胜《墨辩注叙》，说：“墨子著书，作《辩经》以立名本。”“《墨辩》有上、下《经》，《经》各有《说》，凡四篇。”即指《墨子》一书中的《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四篇。一说以上四篇加上《大取》、《小取》，六篇合称《墨辩》。清孙诒让《墨子间诂·墨学传授考》：“案《墨经》即《墨辩》，今书《经说》及《大取》《小取》二篇，盖即相里子、邓陵子之伦所传诵而论说者也。”今《墨经》、《墨辩》之称往往通用。

《墨子》一书的重要组成部分。战国时后期墨家发展墨子思想的著作。“墨经”之称始见于《庄子·天下》，言后墨三派“俱诵墨经”。《墨经》包括《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六篇。一说《大取》《小取》除外，前四篇称为《墨经》。作者姓名不详。其成书年代约在战国后期，公元前三世纪。一说“《经上》为墨子自著”（梁启超《墨经校释》）。《墨经》前四篇的文体结构特殊，尤其《经下》、《经说下》，先立“辞”后出“故”，在思维形式上充分体现了墨家“以说出故”的思想。《墨经》主要内容为认识论和逻辑学，故亦称《墨辩》或《辩经》。还涉及伦理学、经济学、几何学、物理学（主要是光学和力学）、心理学等方面的科学内容，是先秦时期科学成就的光辉记录，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墨经》在概括自然科学的成就，总结名辩思潮的理论成果的基础上，系统、深入地讨论了逻辑问题。主张“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焉（乃）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以类取，以类予。有诸己不非诸人，无诸己不求诸人”（《小取》）。较全面地论述了逻辑思维的主要任务及其基本形式，提出了思维活动的基本原则。以“类”、“故”、“理”作为逻辑思维所必具的三个重要范畴，对它们的重要性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说明：“夫辞，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者也。立辞而不明于其所生，妄也。今人非道无所行，唯（虽）有强股肱而不明于道，其困也可立而待也。夫辞以类行者也，立辞而不明于其类，则必困矣。”（《大取》）《墨经》还探讨了正确思维的基本规律，并对“名”（概念）、“辞”（判断）、“说”（推理）等各种思维形式的逻辑结构，进行了比较详细的研究。创立了中国古代最完整的形式逻辑体系。因错简、讹脱较多，原不易读，经明清之际傅山，清毕沅、张惠言、俞樾、孙诒让等人整理校释，引《说》释《经》，文义稍通。近人梁启超《墨经校释》、高亨《墨经校诠》与谭戒甫《墨辩发微》对《墨经》六篇多有校释。

春秋末关尹著。《汉书·艺文志》道家类著录九篇。汉《列仙传》作《关令子》。《隋志》、新旧《唐志》均不载。原本久佚。今本始出于南宋永嘉。九篇题为《一字》、《二柱》、《三极》、《四符》、《五鉴》、《六匕》、《七釜》、《八筹》、《九药》。前有西汉刘向序，后有东晋葛洪序。其内容多仿释氏与神仙方技家，为后人伪托。据近人张心澄考证，作伪者系五代杜光庭（见《伪书通考》）。其书虽依傍前人，但融贯禅玄，择精削繁，仍不失为研究古代道家思想的资料。道教奉为经典，收入《道藏》，称《文始真经》，全称《无上妙道文始真经》。

《墨子》篇名。后期墨家所著，成书于战国中后期。“明‘辩说’之术，以‘辩经’之要旨，组成说辩之论文，所重在‘术’；其所取者小，故曰《小取》。”（伍非百《中国古名家言》）全面阐述了墨辩逻辑的基本内容，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墨辩逻辑体系。分析了逻辑思维的六种作用，“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把“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作为逻辑科学的认识论基础。将逻辑思维的基本形式概括为“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三种。并提出了“以类取，以类予”的推论原则，和“有诸己不非诸人，无诸己不求诸人”的论辩道德要求。归纳分析了或、假、效、辟、侔、援、推等七种论式。并对辟、侔、援、推这四种推理过程中常见的谬误作了详细考察。认为由于“物有所同而不率遂同”的缘故，辟、侔、援、推这四种论式在具体的使用过程中常有“行而异，转而危，远而失，流而离本”的情况发生，以致谬误。因此，对这些论式“不可不审”、“不可常用”。尤其对于“言多方，殊类，异故”，更“不可偏观”。并用“侔”等形式，对“言多方，殊类，异故”进一步作了“是而然”、“是而不然”、“不是而然”、“一周而一不周”、“一是而一非”等分析。

道教经典。全称《无上妙道文始真经》，即《关尹子》。道教尊关尹子为文始真人，故尊其书为《文始真经》。《道藏》收有牛道淳、陈显微注本。参见“《关尹子》”。

《墨子》篇名。后期墨家所著。约成书于战国中后期。清孙诒让引毕沅语云：“篇中言利之中取大，即大取之义也。”（《墨子间诂》）一说该篇“言‘兼爱’之道，以墨家之辩术，证成墨家之教义，所重在‘道’；其所取者大，故曰《大取》”（伍非百《中国古名家言》）。主张“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认为害之中取小是“取利”；“杀一人以存天下”即是害之中取小，是“不得已而欲之”，从而为解决“兼爱”与“杀盗”之间的矛盾提供逻辑根据。对名、辞、说诸方面容易致误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根据所反映的对象特性，将名分为“以形貌命者，若山丘室庙者皆是”、“以居运命者，若乡里齐荆者皆是”、“以举量数命者”等不同种类。对事物之间的同异现象作了详细分析，将“同”归为十种：“重同、具同、连同、同类之同、同名之同、丘同、鲋同、是之同、然之同，同根之同。”将“异”归为两大类：“有非之异，有不然之异。”认为同异相对、同中有异：“有其异也，为其同也，为其同也异”，反映了对“类”本质的理解。根据思维对象的复杂性，提出故、理、类“三物”作为正确思维的逻辑原则：“三物必具，然后辞足以生。”并对“三物”在思维实践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分析：“夫辞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立辞而不明于其所生，妄也。今人非道无所行，虽有强股肱而不明于道，其困也，可立而待也。夫辞以类行者也，立辞而不明于其类，则必困矣。”本篇既补充《经》上下、《经说》上下之所未及，也为《小取》的系统化提供了大量素材，确立了基本原则。一说《大取》中一部分内容又称为“语经”。

相传为春秋末邓析著。《汉书·艺文志》有名家《邓析》二篇，今本有《无厚》、《转辞》二篇，即原书篇目。《无厚》篇操两可之说，论证“天于人无厚也，君于民无厚也，父于子无厚也，兄于弟无厚也”。主张“循名责实”、“按实定名”，提倡“见其象，致其形，循其理，正其名，得其端，知其情”。刘向《邓析子校叙》云：“其论无厚者言之异同。与公孙龙同类。”一说此书或间有邓析之思想，但非邓析所著，系后人伪托。

释文见“中国古代哲学·著作·中国古代军事哲学”类。

墨家学派的著作总汇。《汉书·艺文志》著录《墨子》七十一篇，今存五十三篇。旧题战国墨翟撰。大部分是墨子弟子或再传弟子记述的墨子言行。其中《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等代表了墨子的主要思想。以上十说都分上、中、下篇，内容基本相同，为墨家三派各记其闻所致。《耕柱》以下至《公输》各篇记述了墨子和弟子们的活动和言论。《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取》、《小取》等六篇，后人称为《墨经》（或《墨辩》），为后期墨家所著，集中论述了墨家逻辑学说，对早期墨家的逻辑思想有新的发展，也包含后期墨家在认识论、伦理学、经济学、几何学、光学、力学等多方面的思想。《备城门》以下十一篇，记录了墨子对战争防御和制造器械方法等战术措施的言论。有人认为此十一篇为汉人编撰。此外，《亲士》、《修身》等篇杂有道家和儒家的思想。《墨子》最早有西晋鲁胜《墨辩注》、唐时乐台《墨子注》，已佚，仅存鲁胜《墨辩注序》（载《晋书·隐逸传》）。通行注本有清孙诒让《墨子间诂》。吴毓江《墨子校注》勘正了《间诂》的一些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