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chen1admin

古代的贤人政治。儒墨两家都强调“得人”对治国的重要作用。《礼记·中庸》：“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墨子·尚贤中》：“王公大人明乎以尚贤使能为政，是以民无饥而不得食，寒而不得衣，劳而不得息，乱而不得治者。”儒家之人治思想目的在行“文武之道”，选人标准服从于“亲亲”原则。墨家之人治观念目的在行“墨者之义”，选人标准服从于“兼爱”原则，要求“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尚贤上》）。两家旨趣相异。

兵制名。西晋惠帝太安二年（303），荆州（治今湖北荆州）以壬午诏书强征武勇赴益州（治今四川成都）镇压李流，号“壬午兵”。

宋高宗自维扬之变后丧失生育能力，幼子赵又夭亡，经臣僚劝说，选太祖七世孙赵伯琮等育于宫中。绍兴五年（1135），封伯琮为建国公，在资善堂读书。三十年，立为皇子，更名玮，进封建王。三十二年二月，采石等战后，高宗决定传位，五月，立为皇太子，改名眘。六月，高宗退居德寿宫，称太上皇，太子眘（孝宗）即位。此年为壬午年，故称“壬午内禅”。

南朝梁武帝所定之选举法。武帝天监四年（505）立国学，置五馆，五馆生皆引寒门俊才。其时负笈成风，五馆甲科间出。八年五月壬午，武帝下诏，五馆生有能通一经，始末无倦者，策实之后，可量加叙录。不论牛监、羊肆、寒品、后门，并随才试吏。是为壬午选法。按此选举法，梁五馆生即国学生，只要明经射策获甲科，即可随才试吏，不问出身贵贱。

见“靖难之役”。

即宋金绍兴和议。和议虽订立于绍兴十一年（1141）十一月，但到十二年（壬戌）金使始持誓书至宋，边界亦于是年划定，和议最终完成，故亦称“壬戌之盟”。

见“宫婢之变”。

见“钦定学堂章程”。

古代道德范畴。本指亲亲、爱人。《说文》：“仁，亲也。从人二。”源出《周书·金滕》“予仁若考”，认为顺于亲为仁，故有时“仁亲”连称。春秋时期，孔子提出“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即以恢复周礼为仁，仍本《周书》以“亲”为“仁”之说，但又赋予新义，指出“仁”即“爱人”。认为能行“恭、宽、信、敏、惠”五者于天下为“仁”（《论语·阳货》），从而扩大仁之内涵，使之成为众德之统称。又以“能近取譬”、推己及人、行“忠恕”之道为“仁之方”（《论语·雍也》），使仁具有道德心理与道德行为等多层含义。战国时期，思孟学派本孔子之说，谓“仁者人也，亲亲为大”（《礼记·中庸》），“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又推之以治国，提出“以德行仁者王”（《孟子·公孙丑上》），用德配仁、仁义连称，作为“仁政”之基本内容。墨子后学据墨子“兼爱”说，提出“仁，体爱也”（《墨子·经上》），实以“兼爱”为“仁”，反对儒家“亲亲”为“仁”。西汉董仲舒本孔孟之说，谓“仁者，所以爱人类也”（《春秋繁露·必仁且知》），推而广之，谓“天”覆育、化生、养成万物“以奉人”即是“仁”（《春秋繁露·王道通》），以“天意”为“仁”。至宋，理学家发挥孔孟之说，不仅以仁兼包众德，为义、礼、智、信之统称，且以仁为产生天地万物之本原。周敦颐以“生”为“仁”（《通书》），程颢谓“仁者浑然与物同体”（《识仁篇》），朱熹则以“仁”“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仁说》），将仁提到宇宙本体之高度。至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人物批判改造儒家之仁说，赋予新的思想内容。康有为称“能爱类者谓之仁”（《大同书》），谭嗣同谓“仁以通为第一义”（《仁学》），就是以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言仁，而与儒家论说相对立。

渤海武王大武艺年号（719—737）。凡十九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