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唐代散文家韩愈写的一篇辞赋体的散文。文章写于唐宪宗元和八年的国子博士任上。这是个闲散职务，韩愈觉得屈才，便写此文，假借学子与自己的问答来发牢骚。后来果然发，生了效力，他被迁为比部郎中、史馆修撰。“这篇文章的技巧很高，在结构上是学习东方朔的《答客难》和扬雄的《解嘲》里所谓抑客伸主的写法，先自己站出来讲了一篇朝廷用人唯贤的冠冕堂皇的训词，然后学生出场，嘲笑老师的一派官腔，还把老师的道德文章和种种不幸的遭遇加以对比，来证明这篇训词的言不由衷、违背事实。最后是韩愈答复学生的问难，他处处自谦自责，说宰相对自己的安排很合适，因为做为圣贤的孟子、荀卿生前是那样地枯槁寂寞，所以自己能享受今天这样的待遇就应该知足了。这种写法，前人说是“以怨怼无聊之词托之人，自咎自责之词托之己”。认为最得体，可以使文章曲折跌荡，意在言外，能收到正面讽刺所难以达到的效果。另外，因为这是辞赋体的散文，所以表现为铺张扬厉的文风和多用骈偶、押韵的句式，这种写法和内容结合起来，就使这篇洋洋洒洒的大文增加了纵横排宕的气势和鼓动人心的力量。再有，这篇文章还用了很新鲜活泼的词语，如：“提要”、“钩玄”、“贪多务得”、“细大不捐”、“回狂澜于既倒”、“动辄得咎”等等，至今仍是我们习用的成语，说明韩愈在锤炼词语上用过很大工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