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赋名篇西汉司马相如作。载于《史记》和《汉书》的《司马相如传》，原为一篇，名《子虚赋》，《文选》始将其分为二，前一半名《子虚赋》，后一半名《上林赋》。《子虚赋》写于作者为梁孝王客时，《上林赋》写于作者受武帝召见之后。虽非·一时之作，但内容前后衔接。“相如以‘子虚’，虚言也，为楚称（称说楚之美），‘乌有先生＇者，乌有此事也，为齐难（诘难楚事也）；‘亡（无）是公’者，无是人也，明天子之义（以为折中之谈也）。故空借此三人为辞，以推天子诸侯之苑囿，其卒章归之于节俭，因以讽谏。”（《史记·司马相如传》。其中《子虚赋》写楚国的子虚先生在齐国的乌有先生面前，夸说楚国的云梦之大和楚王田猎之盛，乌有先生批评他“不称楚王之德厚，而盛推云梦以为高；奢言淫乐而显侈靡”，但他却又把齐国土地之广，物产之富夸耀一番。《上林赋》是写亡是公听了子虚和乌有先生的对话，又大肆夸说汉天子上林苑之壮丽，天子射猎的盛举，以压倒齐楚、表明诸侯之事不足道。最后以天子觉醒，“此太奢侈”，而“解酒罢猎”作结、作者通过夸饰帝王贵族苑囿之大，田猎之盛，歌颂了大一统的汉王朝的声威和气魄。这对处于封建社会上升时期的汉武帝时代，是有现实意义的。同时，唯在客观上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那个时代劳动人民所创造的物质文明。但是，文中讽谕内容所占篇幅极少，作者虽意在讽谏，而给读者印象最深的却是极力夸说部分，故扬雄曾批评说：“靡丽之赋，劝百而讽一，犹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汉书·司马相如传》）。在艺术上，两赋结构宏伟，描写场面雄伟壮观，颇有气魄；词汇丰富，文采华茂，用字新奇，又极尽铺陈夸张之能事，是汉散体大赋的典型代表作品、尽管存在过于夸奇炫博，堆砌辞藻，多用生词僻字，形式呆板，难于卒读的缺点，但在赋的发展史上有极重要的地位，它为汉赋这一文体创建了成熟的形式；后世作家的京都、苑囿、田猎等大赋，几乎都模拟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而难以逾越。鲁迅先生曾高度评价司马相如在赋的创作上的贡献，说他“制作虽甚迟缓，而不师故辙，自掳妙才，广博宏丽，卓绝汉代”（《汉文学史纲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