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散文名篇。战国末期韩非作。载于《韩非子》。以篇末“五蠹”二字为篇名。五蠹，即指学者（儒家）、“言谈者”（纵横家）、“带剑者”（游侠）、“患御者”（国君所狎昵的近侍之臣）和“商工之民”（工商业者）。此篇的写作，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非见韩之削弱，数以书谏韩王，韩王不能用。于是韩非疾治国不务脩明其法制，执势以御其臣下，富国疆兵，而以求人任贤，反举浮淫之蠹，而加之于功实之上，以为儒者用文乱法，而侠者以武犯禁。宽则宠名誉之人，急则用介胄之士。今者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悲廉直不容于邦枉之臣，观往者得失之变，故作《孤愤》、《五蠹》……十余万言”。韩非此文是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写的。文章中根据古今社会发展变化的实际情况，阐明法治思想是适合当时社会要求的，提出养耕战之士，除五蠹之民的主张。文章很长，大致可分为五部分。首先提出“不期脩古，不法常可”的中心论题，反复阐明“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古今异俗新故异备”的道理。其次，“今有不才之子”以下，从人的贪赏畏刑说起，揭示当时统治者“毁誉赏罚之所加者，相与悖缪”是“法禁坏”“民愈乱”的原因，具体说就是“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从“古者苍颉之作书也”，进入正面分析批判儒者和游侠对国家的危害：“事智者众，则法败；用力者寡，则国贫。”提出养耕战之士，严赏罚之法，这样.便可“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能取得“超五帝，侔三王”的功业。从“今则不然”至“是以公民少而私人众矣”，主要是驳纵横家的言论。指出“事大为衡，未见其利也，而亡地乱政矣”，“救小为纵，未见其利，而亡地败军矣。＂其实质不过是“事强，则以外权市官于内；救小，则以内重求利于外”。并指出人民去就之关键在于“皆就安利如辟危穷”。最后，提出除五蠹之民以收束全篇。全文论证透辟，说理深刻，逻辑严密，体现了韩非散文犀利峭拔的风格。对比手法、对偶句式的运用，使文章说理更加充分，文气更充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