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利观

中国古代哲学关于伦理道德和物质利益相互关系的理论。“义”是一种道德规范，指思想行为适宜，符合一定的标准。“利”主要指物质利益和功利。所谓“义利之辩”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的义利观首先把义和利对立起来。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但又不完全否定利，主张“见利思义”、“义然后取”（同上书，《宪问》），以义统利。孟子从右边发展孔子的义利观，强调“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但在主张仁政基础上又重视老百姓的起码的物质利益，即所谓“制民之产”，给老百姓一定的私有财产（“恒产”）。他认为：“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同上）老百姓如果没有一定的私有财产，就不会有一定的道德信仰。荀子从左边发挥孔子的义利观，认为“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荀子·大略》）二者都不能否定。但也主张“以义制利”（同上书，《正论》），“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同上书，《荣辱》）。重义轻利是儒家义利观的基本特点。与儒家相反，墨家持功利主义的义利观，认为“义，利也”（《墨子·经上》），“义可以利人”（同上书，《耕柱》）。法家则以功利否定仁义。韩非认为，人性“好利恶害”（《韩非子·难二》），“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同上书《奸劫弑臣》），“先王之仁义，无益于治”（同上书，《显学》）。这是彻底的功利主义。西汉董仲舒发展孟子的义利观，主张“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程朱理学以理解义，坚决反对功利，主张“存天理，去人欲”。南宋唯物主义者叶适说：“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学习纪言序目》）清代颜元肯定义利是统一的，认为“盖正谊便谋利，明道便计功”（《颜习斋言行录》卷下）。戴震更认为：“理者，存乎欲者也。”（《孟子字义疏证》卷上）。对待义利的态度，是衡量中国历史上的哲学家是进步的或保守的一个重要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