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明清时代的一种诗歌理论，把文学创作看作是诗人主观性灵的表现。所谓“性灵”，指个人的性情、灵感。首先提倡“性灵说”的是明代公安派的三袁兄弟，他们为了反对当时复古派的形式主义模拟论，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主张“信口而出”、“任性而发”、写出自己的“真面目”。清代袁枚在此基础上，对“性灵说”作了发挥，主张抒发性灵要有真情实感，“人之诗文，先取真意”，“诗难其真也，有性情而后真”（《诗话》卷七），要表现所谓“赤子之心”，他说：“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诗话》卷二）。他强调要写诗人亲身感受到的东西，要有鲜明的个性，所谓“作诗不可以无我”。主张扩大诗的题材，反对局限于儒家的“温柔敦厚”，“设教邦国”，也可以写日常生活中的随感偶怀，认为“鸟啼花落，皆与神通”。他提倡诗的风格多样化，认为评诗不能以“古”、“今＂为尺度，应以“工”、“拙”为标准，不一定“非文章学韩愈、诗歌学杜甫”，人的性情不同，诗的风格自然相异。故他强调作诗要真、要“活”、要新，不落俗套，立意新奇。“人活则立，人死则卧，用笔亦然”，“宁可为野马，不可为“腹驴”，反对复古派一味的仿唐模宋。但他并不反对学习古人之长。他主张才情与学力相结合。既反对肌理说的“以学问为诗”，也不同意公安派的“任性而发”、“矢口而道”。他认为，“诗文自须学力＂，“才、学、识缺一不可”，作诗“不可不改”，“用意要精深，下语要平淡”，做到“大巧之朴”，“浓后之淡”，“出人意外者，仍须在人意中”。也不喜爱迭韵、和韵、用古人韵、生僻韵作文字游戏。袁枚的“性灵说”对神韵说、格调说和肌理说等都有所批评，在反对复古主义、形式主义文风上，无疑有一定进步作用。但其提倡的“性灵”，“只囿于诗人的主观情感，实际上大多是封建官僚文人的闲情逸致，远远脱离社会现实，具有明显的阶级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