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一种诗歌理论。代表作家是乾隆时代的沈德潜。他在《说诗晬语》中提出，“诗贵性情，亦须论法”。格调说的主要内容包括两方面。所谓“诗贵性情”是指内容上强调诗歌的封建主义功利目的：“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侯，用如此其重也”，（《说诗碎语》）即要求诗歌为贯彻封建的伦理道德、政治哲学服务，成为巩固封建统治的重要工具。为此，他提倡儒家的传统诗教，主张“温柔敦厚”，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批评与讽刺只能限于一定程度，要重在含蓄，“婉而不露”，要求诗的风格“怨而不怒”、“中正和平”。他认为古今流传的名句，唯数王粲的“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最是“忠厚悱恻”。格调说的另一方面是指形式上要讲求格律，所谓“亦须论法”.提倡学习古诗，讲究诗格、诗体、章法。主张古体诗学汉魏，近体诗学盛唐，提出“不能竟越三唐（初唐、盛唐、晚唐）三格”。他说“诗不学古，谓之野体”，反对“更求异新”。不过，格调说同明代前后七子那种凝固不变的复古主张也有区别，沈德潜继承了叶燮关于诗歌发展的理论，主张“沿流讨源”，学习《诗经》汉魏乐府、六朝，直至唐代的作品，作为“诗人之本”。他还亲手编了一本《古诗源》，探讨诗歌发展变化的规律，产生过长远的影响。总的来看，格调说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前人的复古主张，是束缚文学创作发展的保守观点。它强调诗歌的政治功用，完全适合封建统治者的需要。加上沈德潜在乾隆时代显赫一时，致使这种理论曾取代神韵说，而风靡一时。沈氏格调说虽然有保守迂腐的倾向，但他论诗时，能从诗的内容、体制、风格和演变等各方面着眼，比较注重各家各派的特色，故也能纠正某些诗论的偏颇。所选之《唐诗别裁》、《古诗源》能注意广泛吸收历代作品的成就，也有一定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