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唐代散文家韩愈为他同时的另一个散文家柳宗元写的墓志。文章写于元和十五年袁州刺史任上。由于韩愈自己也有过坎坷的经历，因此对柳宗元一生所受的摧残迫害极为同情，对当政者表示极大愤慨。他们又都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文学主张相同，彼此又常以人品文墨相推挽，所以结下深厚友谊。柳宗元死后韩愈为他作祭文，写《柳州罗池庙碑》，歌颂他的政绩，并写了这篇语简情深的墓志。墓志对柳宗元的品德、政绩主要记述了两件事。一件是他做柳州刺史时设法赎放奴婢的事，这种做法，后来推广到其他州县，取得成效。一件是刘禹锡将被远放到播州做刺史，其地蛮荒，非人所居，而禹锡有老母要随时侍奉，其势则不可俱往。柳宗元情愿以自己的谪地柳州和刘禹锡对换，即使因此再次得罪，也在所不辞。韩愈感叹说“呜呼，士穷乃见节义：“他还借此批评了那些“临小利害”便“反眼若不相识”甚至落井下石的势利小人，说他们应对此生愧。在这篇墓志里，他特别强调柳宗元在文学上的成就。说他少年时即“崭然见头角”，“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被贬永州司马以后，“益自刻苦，务记览，为词章，汎滥停蓄，为深博无涯涘，而自肆于山水间”，“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其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词者，皆有法度可观”。他认为人之遇时与文学成就有矛盾，说如果柳宗元不是长期被贬，则“其文学词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说即使宗元“为将相于一时”，和他被贬后的文学成就相比，则得不偿失。这种看法，实出于《太史公自序》，与他自己的《荆潭唱和诗序》所谓“欢娱之词难工，愁苦之言易好”的说法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