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散文名篇。作者司马迁。载于《史记》卷七十七。《史记·太史公自序》说：“能以富贵下贫贱，贤能诎于不肖，唯信陵君为能行之，作《魏公子列传》”。十分明确，本篇主旨即是歌颂魏公子的礼贤下士。传中开头主要写了魏公子“自迎夷门侯生”的经过，突出表现他平日礼待贤士，“不敢以其富贵骄士”的可贵品德。继而又集中写魏公子“窃符救赵”的壮举，着重揭示了此举所以能成功，一是魏公子不仅平日养士，而且在关系赵国存亡的大事上，肯于虚心听取侯嬴的建议，以窃取兵符，夺晋鄙兵权的办法，实现救赵；再是由于他平日礼待贤士，故在关键时刻得到侯嬴、朱亥的死力报效。传中着重描述的第三件事，是魏公子礼遇赵之处士毛公、薛公和返魏却秦的经过。这里不仅表现了魏公子的养士并非“平原君之游，徒豪举耳，不求士也”，更重要地表现了魏公子的礼贤下士具有关系着魏国安危存亡的政治意义。最后，作者写了魏公子归国后晚年“再以毁废，乃谢病不朝”，直至“竞病酒而卒”的令人悲愤不已的遭遇。其中寄寓着作者的感慨和同情。作者在论赞中说“天下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岩穴隐者，不耻下交，有以也。名冠诸侯，不虚耳。”表现了对魏公子的无限钦敬之情。传中写的侯嬴、朱亥等人的“士为知己者死”，由于是和抗秦、救赵、存魏的大事联系在一起，所以就与报个人恩怨的聂政之流的行动，不能同等看待。全文围绕中心主旨进行选材和剪裁，凡与本篇主旨不合的其他材料，如魏公子有关魏国安危的长篇议论等，则分别载于《魏世家》、和《范雎蔡泽列传》中。语言朴素、亲切、富有感情，如文中连用“公子”称信陵君共有一百四十七次之多，表现了作者对魏公子钦敬之情深，所以才低徊萦绕不绝于笔。“信陵君是太史公胸中得意人，故本传亦太史公得意文”（茅坤《史记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