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宣城（今安徽宣州）人，字道父。嘉定进士。调建德簿，累迁提点浙西刑狱，镇压衢州、严州人民反抗。朝议欲趁金亡收复河南，他以为国力衰弱，力陈不可。出知江州，改江、淮、荆、浙、福建、广东都大提点坑冶，抄没人民家资以百万计，被劾罢。后知隆兴府、江西安抚使兼转运副使，曾赈济灾民。为沿江制置使兼提举南康军兵甲公事、节制蕲黄州安庆府屯田使，镇压湖南少数族反抗。宝祐五年（1257），拜参知政事，旋卒。

清安徽合肥人。咸丰初，与兄毓芬办团练抗御太平军和捻军。同治元年（1862），随李鸿章淮军援江苏，参加攻陷嘉定、青浦、嘉兴、溧阳等地。后以道员选用，调守扬州。六年，俘捻军首领赖文光，以道员记名简放，寻加布政使衔。光绪六年（1880），授天津河间兵备道，兴修水利，修南运河、子牙河堤。

清安徽合肥人。同治元年（1862），投效淮军转战苏南、浙北，积功以副将尽先补用。六年，偕道员吴毓兰于扬州城东击败赖文光捻军余部，诏以记名总兵请旨简放。光绪间驻防直隶通永镇。光绪十年（1884）授通永镇总兵，统淮练马步等营。旋调任直隶正定镇总兵。

北宋建州浦城（今属福建）人，字春卿。天圣进士。历知临安、诸暨等县。景祐元年（1034），举贤良方正，擢著作郎、直集贤院、苏州通判。还，知太常礼院，奏定《太常新礼庆历祀仪》。累迁礼部郎中、知开封府。庆历五年（1045），拜右谏议大夫、枢密副使，改参知政事。出知许州，徙蔡州，又以资政殿学士知河南府，徙陕州，迁礼部侍郎、知永兴军。召兼翰林侍读学士，进资政殿大学士，判尚书都省。后知河中府，徙河南。

四川荣县人，原名永珊。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留学日本，参加拒俄义勇队及军国民教育会。三十一年加入同盟会。三十三年在东京创办《四川》杂志，参与组织共进会。宣统三年（1911）春参加黄花岗起义。后返川参与保路运动，与王天杰等宣布荣县独立。寻又在内江举义。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任总统府秘书。参与反袁斗争及护法运动。1915年在巴黎组织留法勤工俭学会。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1928—1937年被派往苏联和西欧工作，曾参加共产国际七大。回国后任延安大学校长、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等职。1949年后，历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等职。著有《辛亥革命》等。

明抚州崇仁（今属江西）人，初名梦祥，字子傅，号康斋，世称聘君。年十九从洗马杨溥学，得见《伊洛渊源录》，遂志于程朱理学，不事科举。天顺元年（1457），权臣石亨荐其为东宫辅导，坚辞不就。上书进“十事”，言当行圣道清政。尝谓“宦官、释氏不除，而欲天下治平，难矣！”（《明史·吴与弼传》）为学不轻易著述，重在涵养性情，“务使此心湛然虚明，则应事可以无失。静时涵养，动时省察，不可须臾忽也”（《明儒学案》卷一）。谓“进修不可躐等”，当有“打捱岁月”工夫，俾使“上达日新”。弟子有陈献章、胡居仁等。著有《日录》。另门人汇其诗词文字为《康斋文集》。

四川成都人，原名永宽，字幼陵，号爱智。幼习经史，倾慕侠义。戊戌变法时期，受新思潮影响，转求新学。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留学日本法政大学，接受卢梭民约论、达尔文进化论影响，开始非儒。三十三年回国，历任成都府立中学、嘉定中学、国学院教习。宣统三年（1911），因著文反对儒家和家族制度，被清政府通缉。民国成立，先后任《西成报》总编辑、《公论日报》主笔等。1917年应柳亚子之邀，加入南社。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先后在《新青年》上发表《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女权评议》等文，着力抨击儒学和家族制度。又发表《吃人与礼教》一文，疾呼礼教吃人，被誉为“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1920年，应蔡元培聘，任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1925年回四川，先后在成都大学、师范大学、四川大学等校任教，曾发表《对祀孔问题之我见》等文，坚持“非儒”。1933年被解聘后，闭门著述。1936年写成《经疑》，征引史实，论证儒家经典之不可靠，否认其神圣性。次年，以吴氏爱智庐名义自刊所著书。著有《吴虞文录》及《续录》、《别录》、《秋水集》、《吴虞日记》等。

即“吴历”。

东汉陈留长垣（今河南长垣东北）人，字季英。初举孝廉，迁胶东侯相、齐相。施政重教化，所在有治绩。大将军梁冀表为长史。因斥责马融为梁冀起草奏文诬陷太尉李固，与冀相忤，出为河间相。自请免归，以教授为生。年九十八卒。

明末清初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名有性，以字行。居太湖中洞庭山。崇祯十四年（1641），苏州、吴江等地瘟疫流行，遍及山东、浙江，亡者甚多，当时医家以治伤寒法疗之均无效。他通过实际观察，静心穷理，认为此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认为瘟疫与伤寒相似而实异，瘟疫之因，乃无形之“戾气”由口鼻传入人体所致。传染途径分“自天受”之空气传染和“传染受”之接触传染，并可成流行之疫或散发之疾，并提出“达原”、“三消”等治法。崇祯十五年著成《瘟疫论》传世。故后人评价吴有性时说，古无瘟疫专书，自有性书出，从此瘟疫一证，始有绳墨可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