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侯白

高齐[1]初，沙门[2]实公者，嵩山高栖士也。旦从林虑向白鹿山，因迷失道。日将过中，忽闻钟声，寻响而进，岩岫[3]重阻。登陟[4]而趋，乃见一寺，独据深林。山门[5]正南，赫奕辉焕。前至门所看额，云“灵芝寺”。门外五六犬，其大如牛，白毛黑喙，或踊或卧，以眼眄[6]实。实怖将返。须臾见胡僧[7]外来，实唤不应，亦不回顾，直入门内，犬亦随入。良久，实见无人，渐入次门。屋宇四周，门房并闭。进至讲堂，唯睹床榻高座俨然。实入西南隅床上坐。

久之，忽闻栋间有声，仰视，见开孔如井大，比丘[8]前后从孔飞下，遂至五六十人。依位坐讫，自相借问：“今日斋时何处食来？”或言豫章、成都、长安、陇右、蓟北、岭南、五天竺[9]等，无处不至，动即千万余里。末后一僧，从空而下，诸人竞问：“来何太迟？”答曰：“今日相州[10]城东彼岸寺鉴禅师讲会，各各竖议[11]。有一后生，聪俊难问，词音峰起，殊为可观，不觉遂晚。”实本事鉴为和上[12]，既闻此语，望得参话，希展上流，整衣将起，咨诸僧司：“鉴是实和上。”诸僧直视，忽隐寺所在，独坐磐石柞木之下。向之寺宇，一无所见。唯睹岩谷禽鸟，翔集喧乱。

及出，以问尚统法师，尚曰：“此寺石赵[13]时佛图澄法师所造，年岁久远，贤圣居之，非凡所住，或泛[14]或隐，迁徙无定。”今山行者，犹闻钟声。

——《旌异记》

〔注〕　[1]高齐：即北齐。公元550年，高洋废东魏王朝，自称帝，建号齐，史家为别于南齐，称为北齐或高齐。　[2]沙门：僧徒。　[3]岩岫：斜着眼看。　[7]胡僧：外国和尚。　[8]比丘：梵语，指出家修行的男僧。　[9]五天竺：古代印度区划。这里指印度。　[10]相州：州治，今河南安阳。　[11]议：阐明义理。　[12]和上：即“和尚”。　[13]石赵：指东晋石勒所建的后赵。　[14]泛：浮起的意思，在这里表示出现的意思。

作为一种外来宗教，佛教从东汉初年传入中国到最终在神州大地扎下根来，其间经历了数百年的漫长历程。佛教徒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措施，利用文学作品来称道灵异，自神其教即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手段。《灵芝寺》就是这样一篇神化佛教的小说。

好奇，特别是叹服、崇拜以至迷信神奇，本是人类的一种天性，这在科学技术尚不发达、人们对很多自然现象无法解释的古代尤其是如此。佛教徒就利用人们的这一心理将佛教无限神化，以扩大影响，吸引群众，发展阵地。这篇小说就将佛教徒写得神乎其神。他们能穿墙破户，飞檐走壁，动辄万里，无处不至。不仅如此，甚至能使整座寺宇或现或隐，迁徙无定。这当然是一种向壁而造的无稽之谈。然而，臆造者却谈得有根有据，活灵活现。开始作品还只是介绍背景，为进入情节作准备，随着灵芝寺的出现，内容就变得具体生动起来。那身大如牛、白毛黑喙、或踊或卧、以眼眄人的一群厉犬，那径直而入、不理凡人的胡僧，以及那房门并闭的屋宇，整齐威严的床榻高座，都给人一种真实而又神秘之感。而随着情节的具体展开，内容也就变得愈加真切灵动。先是一个个比丘穿破屋顶连贯飞下，继之是众比丘相互问答，各报“今日斋时何处食来”？其中无一不远在千里之外，有的甚至食自印度。以上这些，本来已经将灵芝寺众僧写得栩栩如生，但作者忽然又笔锋一转，写寺所顿消，最后则通过尚统法师的回答，说明出现此种神奇现象的原因，使上述描写变得似乎真实可信起来。

这篇小说的成功不仅在于它的真切生动的描写，还在于作者善于捕捉读者的心理。为了使人觉得真实可信，作者没有采用主观叙述的方法，而选取第三者的视角，即通过实公的所见所闻来写灵芝寺的一切。这首先就给读者一种客观真实的感受。而在具体描写中，则步步展开，层层深入，紧紧抓住读者的好奇心理。作品开始的背景描写，一步步将读者引入一个神秘的世界。这时，读者已经产生了欲知分晓的心理需要，紧接着而来的众比丘破房而入的非凡行为则使读者的心理一下子由震惊而兴奋起来。继之出现的众比丘相互问答的内容更使读者咋舌不已。此时，读者一方面感到惊奇，一方面对上述描写还不尽相信。为了解除读者的这种疑惑，作者通过末后一僧的答话描绘了一个具体场景，这不仅增强了作品的具体感和真实感，从而解除了读者的疑惑，而且使读者的心理由前面的极度惊奇变得舒缓。但接下去却又奇峰突起，不仅众比丘突然不见，而且整座寺院蓦然消失，这使得读者更为惊愕。最后的说明，则解开了读者的一切疑窦，而读者的心理完全被作品所征服，作者也就达到了自神其教、争取群众的目的。

隋小说家。字君素。魏郡人。性滑稽，好学有捷才。官任儒林郎。作有笑话集《启颜录》等。

佚名

顾邵为豫章，崇学校，禁淫祀[2]，风化大行。历毁诸庙，至庐山庙，一郡悉谏，不从。

夜忽闻有排[3]大门声，怪之。忽有一人，开[4]径前，状若方相[5]，自说是庐君[6]。邵独对之，要[7]进上床，鬼即入坐。邵善《左传》，鬼遂与邵谈《春秋》，弥夜[8]不能相屈。邵叹其积辩，谓曰：“《传》载晋景公所梦大厉[9]者，古今同有是物也。”鬼笑曰：“今大则有之，厉则不然。”灯火尽，邵不命取，乃随烧《左传》以续之。

鬼频请退，邵辄留之。鬼本欲凌邵，邵神气湛[10]然，不可得乘。鬼反和逊，求复庙，言旨恳至。邵笑而不答，鬼发怒而退，顾谓邵曰：“今夕不能仇君，三年之内，君必衰矣，当因此时相报。”邵曰：“何事匆匆？且复留谈论。”鬼乃隐而不见，视门阁，悉闭如故。

如期，邵果笃疾，恒梦见此鬼来击之。并劝邵复庙，邵曰：“邪岂胜正！”终不听，后遂卒。

——《志怪》

〔注〕　[1]顾邵：字孝则，吴郡吴人，吴丞相顾雍长子，孙策女婿。二十七岁起为豫章太守，在郡五年，卒官，见《三国志》卷五十二《吴志》本传。　[2]淫祀：不合礼制的祭祀。　[3]排：推挤。　[4]：小门。　[5]方相：古时头蒙熊皮以驱疫者。　[6]庐君：《小说》引作“庐山君”，庐山之神也。　[7]要：邀。　[8]弥夜：终夜。　[9]大厉：厉鬼。《左传》成公十年载：“晋侯梦大厉，披发及地，搏膺而踊曰：‘杀余孙不义，余得请于帝矣。’坏大门及寝门而入。公惧，入于室，又坏户。”杜注：“厉，鬼也，赵氏之先祖也。八年晋侯杀赵同、赵括，故怒。”　[10]湛：深厚。

此篇写豫章太守顾邵与鬼庐君斗争的故事。情节曲折，冲突尖锐，戏剧性极强。双方的冲突由顾邵毁庙引起，庐君为此前来寻衅报复，因此庐君处于主动进攻一边。斗争可分五个回合：第一回合，庐君以头蒙熊皮的可怕面貌出现，企图将顾邵吓倒，但顾邵却自己一人“独对之”，并很有礼貌地请他入座。庐君失败了，只得乖乖入座。第二回合是智斗。庐君知道顾邵以熟读《春秋左传》闻名，因此想通过谈论来难倒他，从而打开缺口，让他露出破绽，以达到凌辱的目的。结果是“弥夜不能相屈”。不仅如此，顾邵烧掉《左传》表明此书已烂熟于胸，休想难倒他，以此反击庐君。庐君又失败了。第三回合，庐君见硬的不行，就来软的一手，态度变得“和逊”，“言旨恳至”，求顾邵复庙。顾邵看透庐君的伎俩，采取居高临下的姿态，来个“笑而不答”。第四回合，庐君恼羞成怒，说三年后必报此仇，以相威胁，而顾邵根本不把它当作一回事，还以嘲笑的口吻，问他何事去得匆匆，挽留他继续谈论。第五个回合，三年后，顾邵果然得了重病，庐君又来谈判，以生命作为条件，要求复庙，顾邵坚定地回答他：“邪不胜正”，不为诱惑，正气凛然，宁死不屈。顾邵虽然死了，但庐君复庙的目的并未达到，真正的胜利者还是顾邵。

顾邵是个历史人物，三国时吴国孙策的女婿，史载他“博览书传，风声流闻”，曾为豫章太守，政绩不错。小说中说他“崇学校，禁淫祀，风化大行”即指此。但小说没有面面俱到，只是通过“历毁诸庙”中毁庐山一庙，与庐君作斗争这一典型事件来塑造顾邵这一性格的，他坚定、自信、从容、机智，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尤其最后宁死不屈，坚信“邪岂胜正”的真理，把这个人物形象推向了光辉的顶点。

文中鬼的形象也刻画得鲜明生动。庐君明明是庙神，作者却称之谓“鬼”。神鬼不分，神即是鬼，鬼即是神，一丘之貉！可谓寄意深远。从具体的描写看，此鬼具有人气，除了能破门而入、隐身而去之外，还具有人的思想行为，他熟读《春秋》，连顾邵也“叹其积辩”。他对顾邵软硬兼施，恫吓、凌辱、威胁、利诱，乃至恳求种种伎俩，他阴险、狡猾、凶狠的种种表现，都是人间某种恶势力的象征，具有深刻的典型意义。

佚名

夏侯弘常自云见鬼神，与其言语委曲，众未之信。镇西将军谢尚[1]常[2]所乘马暴死，会[3]弘诣尚，尚忧恼至甚。弘谓尚曰：“我为公活马何如？”尚常不信弘，答曰：“卿若能令此马更生者，卿真实通神矣。”弘于是便下床[4]去，良久还，语尚曰：“庙神爱乐君马，故取之耳。向我诣神请之，初殊不许，后乃见听，马即尔便活。”尚时对死马坐，甚不信，怪其所言。须臾，其马忽从门外走还，众咸见之，莫不惊惋。既至马尸间便灭，应时能动，有顷，奋迅呼鸣。尚于是叹息。

谢曰：“我无嗣，是我一生之罚。”弘经时无所告，曰：“顷所见小鬼耳，必不能辨此源由。”后忽逢一鬼，乘新车，从十许人，着青丝布袍。弘前提牛鼻，车中人谓弘曰：“何以见阻？”弘曰：“欲有所问。镇西将军谢尚无儿，此君风流令望[5]，不可使之绝祀。”车中人动容曰：“君所道正是仆儿。年少时与家中婢通，誓约不再婚而违约。今此婢死，在天诉之，是故无儿。”弘具以告，尚曰：“吾少时诚有此事。”

弘于江陵见一大鬼，提矛戟急走，有小鬼随从数人。弘畏惧，下路避之。大鬼过后，捉得一小鬼，问：“此何物？”曰：“广州大杀。”弘曰：“以此矛戟何为？”曰：“杀人以此矛戟，若中心腹者，无不辄死；中馀处[6]，不至于死。”弘曰：“治此病有方否？”鬼曰：“杀乌鸡薄[7]心，即差[8]。”弘又曰：“今欲何行也？”鬼曰：“当至荆、扬二州。”尔时比日[9]行[10]心腹病，无不死者。弘在荆州，乃教人杀乌鸡以薄之，十不失八九。今有中恶，辄用乌鸡薄之，弘之由也。

——《志怪》

〔注〕　[1]谢尚：字仁祖，豫章太守谢鲲子。《晋书》卷七十九有传。　[2]常：通“尝”，曾经。　[3]会：恰逢。　[4]床：坐榻。　[5]令望：好的名声。　[6]馀处：其他地方。　[7]薄：贴附。　[8]差：同“瘥”，病愈。　[9]比日：连日。　[10]行：流行。

古代由于科学知识贫乏，对自然界包括人类的许多现象，人们无法解释，遂往往归之于鬼神。然谓鬼神必有，则也难以断定，因为谁也没有真的见过。然此文篇首却云：“夏侯弘常自云见鬼神。”真有此人此事吗？小说一开头就把人们心中的疑问提了出来，使读者迫切地想看下去，弄个明白。全文共分三个小故事，都是叙说夏侯弘见鬼之事，一层层地深入，夏侯弘不但能见鬼，而且还与之讲话，还有交往，干预其事，简直神乎其神。

第一则故事叙述夏侯弘为了向谢尚证明自己能与鬼神相通，四处査询谢尚之马的灵魂的下落，得知乃是庙神爱此马索去后，又向庙神说情，让马的灵魂归来。果然“其马忽从门外走还”，“至马尸间便灭”。谢尚眼见为实，不由夸道：“卿真实通神矣。”看来夏侯弘非但能见到鬼，而且在鬼神中有一定的威望，连庙神都要买他的情面。

然夏侯弘的本领还不止于此。谢尚为当时政坛著名的人物，曾官尚书仆射、豫州刺史、镇西将军，又善音乐、博综众艺，为王导所器重。按说这样的人物一定妻妾满堂，儿女绕膝，可是偏偏没有子嗣。按佛家业报之说，有果必有因，其原因何在呢？这可是一个比寻找死马灵魂难得多的题目，因为一般的小鬼“必不能辨此源由”，世人寿夭祸福，当有职官专掌其事。果然夏侯弘神通不小，竟拦阻鬼官的车驾，询知乃是因为谢尚年幼时曾对一女婢作了负心的事，以故受此惩罚。谢尚听了不得不点头称服。

从以上二事看来，夏侯弘颇有些像殷商时代的巫，巫所以事神，是沟通人与神的使者；所不同的，巫需要作法才能通神，而夏侯弘则不必，他似乎有见到鬼神的特异功能，他随时随地都可以看见鬼，而且和鬼交谈。

第三则故事即写他从鬼那儿窃探信息，并以之来为阳世间的百姓消灾。文中“广州大杀”乃是一种散播瘟疫的厉鬼，当时大概曾有心腹之病流行，源起于广州，渐渐蔓延至荆、扬地区，其势甚猛，为害甚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夏侯弘于无意间从小鬼处探得。原来是“广州大杀”以戈戟刺人，中心腹则病。于是通过追问探得治病的秘方与即将流行的地区后，乃随即赶去救人，治愈了许多受害者。

从这则故事看来，夏侯弘不但有巫的本事，还有些近乎医。不过上古时期巫与医原不分开，人们对致病的缘由不明白，以为是恶鬼为祟，因此有了病自然地去请巫师禳解，于是巫也就兼有了医的身份。看来夏侯弘真有其人也说不定，他或许原是一位高明的医生，有不少灵验的秘方，人们遂以为他能见鬼、能通神，以至附会出许多传说。作者把这些传说集中起来，遂塑造出这样一位能见鬼神且助人为乐的巫医形象。

佚名

永嘉[1]中，黄门将[2]张禹曾行经大泽中，天阴晦，忽见一宅门大开，禹遂前至厅事[3]。有一婢出问之，禹曰：“行次遇雨，欲寄宿耳。”婢入报之，寻[4]出，呼禹前。见一女子，年三十许，坐帐中，有侍婢二十余人，衣服皆灿丽。问禹所欲，禹曰：“自有饭，唯须饮耳。”女敕取铛[5]与之。因燃火作汤，虽闻沸声，探之尚冷。

女曰：“我亡人也。冢墓之间无以相共，惭愧而已。”因歔欷[6]告禹曰：“我是任城县[7]孙家女，父为中山太守，出适顿丘[8]李氏。有一男一女，男年十一，女年七岁。亡后，李氏幸[9]我旧使婢承贵者。今我儿每被捶楚，不避头面，常痛极心髓，欲杀此婢。然亡人气弱，须有所凭。托君助济此事，当厚报君。”禹曰：“虽念夫人言，缘杀人事大，不敢承命。”妇人曰：“何缘令君手刃，唯欲因君为我语李氏家，说我告君事状。李氏念惜[10]承贵，必作禳除[11]。君当语之，自言能为厌断[12]之法。李氏闻此，必令承贵莅事，我因伺便杀之。”禹许诺。

及明而出，遂语李氏，具以其言告之。李氏惊愕，以语承贵，大惧，遂求救于禹。既而禹见孙氏自外来，侍婢二十余人，悉持刀刺承贵，应手仆地而死。未几，禹复经过泽中，此人遣婢送五十匹杂彩以报禹。

——《志怪》

〔注〕　[1]永嘉：西晋怀帝年号断：即厌胜，以符咒法物驱邪或制人伏物。

魏晋南北朝时期为《艺文类聚》、《太平广记》、《太平御览》诸书所称引且标明姓氏的“志怪”书有孔、祖、曹、许、于诸家；又有径称《志怪》不详姓氏者共十九条十六事，此《张禹》即为其中之一。

此文记晋永嘉中张禹逢女鬼的故事，没有写人鬼间的幽欢，而写孙家女鬼如何假借张禹报仇杀人之事，读来颇有新鲜之感。此故事的主人公无疑是女鬼孙氏，而非张禹，因为故事中孙氏完全处于主动的地位，支配操纵着情节的发展，直至最终按照自己的愿望刺杀了虐待其子的侍婢。作者亦把握住这点，随着故事的进展，通过语言、细节的描写来刻画孙氏恩怨分明、深谋果断的性格。

故事一开始写张禹在荒凉的大泽中行走，天色阴晦，此时“忽见一宅门大开”。用一“忽”字，表明此大宅的出现完全在张禹的意料之外。因为坟茔鬼宅不过是一抔黄土，高门大屋乃是其幻象，是孙氏有意使之呈现出来，目的在招引张禹的注意。为什么她要引张禹相见呢？文章一开头已点明张禹的身份为“黄门将”，他可不是一般爱情故事中的文弱书生，而是赳赳武夫，更适宜于为孙氏担当报仇的重任。以故孙氏选定了张禹，展现高门大宅的幻象引之入见。张禹既入，孙氏并不立即与之相见，而是先有一小婢通报，然后孙氏摆出正式待客的大场面。“坐帐中，有侍婢二十余人，衣服皆灿丽。”使张禹感到此女主人决不是一般的人物，产生敬畏之心，这为下文商谈复仇大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接着为张禹燃火作汤，火中用“敕取铛与之”，“敕”为自上命下之词，一般惟朝廷用之。此处用“敕”，强调了孙氏女的官宦身份。至此孙氏女的架子可算是摆足了，然这只是她“外强”的一面，她还有“中虚”处，即她是鬼，“亡人气弱”。对此，孙氏也毫不隐瞒，因为她需要张禹相助，必须尽早地让张禹明白自己的真实境况，这与其他写人鬼恋情的小说女鬼必须先隐瞒自己的身份不同。在此作者用了一个非常形象有力的细节来点明环境：“虽闻沸声，探之尚冷。”水烧开了，但以手触之却是冷的，真是匪夷所思。但细细一想，阴间的一切都是阴冷的，故人们把磷火的冷光视为鬼火，那么阴间烧开的水自然也应当是冷的了，小说作如此描写原也在情理之中。而且之所以要作汤，让张禹试一试，看来也是女主人的有意安排，为的是让张禹在思想上有所准备，为女主人挑明话题作铺垫。果然在张禹“探之尚冷”，惊讶不已之时，孙氏女便开口点明了自己的身份：“我亡人也，冢墓之间无以相共，惭愧而已。”接着便含泪诉说自己的冤屈愤恨，希望张禹帮助自己杀承贵报仇。此时张禹已为孙氏女的声威所震慑，为其不幸所感动，实已很难拒绝她的请求，只是因为“杀人事大”，还不敢贸然应承。不过张禹的这一态度也早为孙氏女所料到，因为她早已把报仇的行动方案设计好了，只要张禹如此这般便可，根本不必去动手。于是张禹满口许诺，结果孙氏女顺利地报了仇，并不失信地报答张禹一份厚礼。至此一个恩怨分明、敢作敢为的妇女形象便丰满地呈现在读者眼前了。

这篇小说刻画详尽，擅于通过典型细节来烘托人物、性格及其周围环境，对话亦生动有力，条理分明，略则略，详则详，裁剪得当，自当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志怪故事中的佳作！

《录异传》

谢邈为吴兴[1]郡，帐下给使[2]邹览，乘樵船在部伍后。至平望[3]亭，夜风雨，前部伍顿住。览露船[4]无所庇宿，顾见塘下有人家灯火，便往投之。至，有一茅屋，中有一男子，年可五十，夜织薄[5]。别床有小儿，年十岁许。览求寄宿，此人欣然相许。小儿啼泣歔欷[6]，此人喻止之，不住啼，遂至晓。览问何意。曰：“是仆儿。以其母当嫁，悲恋，故啼耳。”

将晓，览去，顾视不见向屋，唯有两冢，草莽湛[7]深。行逢一女子乘船，谓览曰：“此中非人所行，君何故从中出？”览具以所见告之。女子曰：“此是我儿。实欲改适[8]，故来辞墓。”因哽咽至冢，号咷，不复嫁。

〔注〕　[1]吴兴：今属浙江。　[2]给使，郡守的属官，专事供给。　[3]平望：今属浙江。[4]露船：无蓬舱的敞船。　[5]薄：女子出嫁。

本篇出自《录异传》，传佚，此文辑自《太平广记》。写的是孀妇因亡儿悲恋不复改嫁的故事。宋代之前，女子改嫁是极平常的事，如《后汉书·列女传》：“许升妻者，吕氏之女也，字荣。升少为博徒，不理操行。荣父积忿疾升，乃呼荣，欲改嫁之。荣叹曰：‘命之所遭，义无离贰。’终不肯归。”这是岳父疾婿嗜赌乞女改嫁，而女认命不肯改嫁。又如《晋书·儒林传》：“王欢安贫乐道，不营产业，丐食诵读。其妻患之，焚毁其书，而求改嫁。欢笑而谓之曰：‘卿不闻朱买臣妻耶？’”这是妻患夫丐食读书没有出息，自求改嫁。丈夫笑她似朱买臣妻短目寸光，将来要后悔的。这时候，并没有宋理学那套封建教义，民妇改嫁不会受到舆论的谴责。到了隋朝，命妇却受到一些限制，如《隋书·高祖纪》上写得明白：“诏九品已上妻，五品已上妾，夫亡不得改嫁。”本篇中的孀妇，不过是村舍中养蚕户之妇，夫亡改嫁，也是平常事。但《太平广记》是宋代官方辑纂的，就不可避免地带有封建说教的意义。本篇故事的中心，也在于劝诫忠贞不贰，即使民妇也不要改嫁。不过，其表现手法是委婉曲折的，并不在直接宣扬守寡，其亡夫亦说：“其母当嫁”，本无怨言。其所以说委婉，是指写作的技巧。一写邹览亲历所见一塘下人家，茅屋灯火，男织薄，小儿悲啼；第二天回顾，却是两座坟墓；又见一妇辞墓号咷，说不再改嫁了。二写孀妇不是因为亡夫而不改嫁，而是因为亡儿而不改嫁；且将十岁许亡儿的恋母之情渲染得淋漓尽致，以致感动得其母哽咽疼心，决定不改嫁了。故事不正面去写改嫁是不好的，没有脱离那个时代；但其浓重的感伤情调，却正起到了劝孀守寡的作用。

《录异传》

隗炤者，鸿寿亭[2]民，善于《易》。临终，书板授其妻，曰：“吾亡后，当大荒穷，虽尔[3]，而慎莫卖宅！到后五年春，当有诏使[4]来顿[5]此亭，姓龚。此人负吾金，卿以此板往责之，勿违言也！”言讫而卒。后果大困，欲卖宅者数矣，忆夫言辄止。到期日，有龚使者果止亭中，妻遂赍[6]板往责使者。使者执板，惘然不知所以，乃言曰：“我平生不践此处，何缘尔耶[7]？”妻曰：“夫临亡手书板，见命如此，不敢妄也。”使者沉吟良久而寤[8]，谓曰：“贤夫何能？”妻曰：“亡夫善于《易》，而未曾为人卜也。”使曰：“噫，可知矣！”乃顾命侍者，取蓍[9]而筮[10]之，卦成抵掌，叹曰：“妙哉！隗炤生含明隐迹，而莫之闻[11]，可谓镜穷达而洞吉凶者也。”于是告炤妻曰：“吾不相负金也。贤夫自有金耳。乃知亡后当暂穷，故藏金以待泰平。所以不告儿妇者，恐金尽而困无已也。知吾善《易》，故书板以寄意耳。金有五百斤，盛以青[12]，覆以铜柈[13]，埋在堂屋东头，去壁一丈，入地九尺。”妻还掘之，皆如卜焉。

〔注〕[1]隗炤：盘子。铜柈，即铜盘。

本篇是《录异传》名篇之一。写鸿寿亭民隗炤临死授书、藏金隐迹的故事。隗炤的藏金济困有十分特殊的地方，即藏金不留待后人困厄时用，而留待大困之后用，可谓用心良苦。隗炤的远虑包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即要后人在大荒穷困时，经受一番困苦的滋味，坚持吃大苦，谋生存，不卖屋宅。但等五年后，历尽人生之苦，方知藏金得来不易，便会倍加珍惜，安度余年。若不是这样，则会“金尽而困无已”，依然是救济不得后人。所以，使者赞叹隗炤是个智者，能“镜穷达而洞吉凶”，真正地为后人着想。隗炤的远虑，比一般的“居安思危”的思想更进一筹。这也是古代人对“安”与“危”、“祸”与“福”关系的辩证思考，也是人生经验的深刻总结。古语云“世有毋望之福，又有毋望之祸”，并不是要人们消极地对待“祸”与“福”。“祸”、“福”虽不可期望，但对待“祸”、“福”，须有正确的人生态度，在积极的态度下，“祸”、“福”是可以转化的。隗炤的远虑是英明的；而隗炤的妻子、后代也是令人钦佩的，因为他们经受得住磨难，方有“毋望之福”。可以说，这篇志怪对今人也有许多启迪，是富有人生哲理的作品。

作者在构造此篇时，其思想内容是十足现实主义的，虽然其宣扬的占卜灵验，不无迷信的成分；而且，作为志怪异说的一种存在形式，在封建社会，它是有较强的吸引力的，加之悬念强烈，以占卜破占卜，构想十分奇特。隗炤何以知亡后大荒，何以知有姓龚使者会来破卦；龚使又何以如期而至，真能破卦，发现藏金的秘密，这一切不用去追索，因为这是志怪小说的外在特征。失去这些玄妙，也就不是志怪了。今人可信其无，但不能不钦佩其用志怪阐明的人生哲理。我们可以把它当作带有迷信成分的“寓言”来读，吸取其中蕴藏的思想精华。还有，其妻能含辛茹苦，苦度五年大困，其艰难可想而知，几次欲卖屋宅，而忆亡夫之言坚持作罢，又不知屋内藏金之由，实属不易。反映了其妻身上所凝聚着的中国古代劳动妇女忍辱负重的美德。因此，故事所蕴藏的健康的辩证思想，超越了封建的传统思想，也超越了其迷信的外在形式。

《录异传》

昔庐陵[1]邑子欧明者，从[2]客过。道经彭泽湖[3]，辄以船中所有多少投湖中，云以为礼。积数年。后复过，忽见湖中有大道，道上多风尘；有数吏，着单衣乘车马来候，云是青洪君使，要明过。[4]明知是神，然不敢不往。须臾达，见有府舍、门下吏卒，明甚怖，问吏，恐不得还。吏曰：“无可怖！青洪君以君前后有礼，故要君；必有重送君者，皆勿收，独求如愿尔！”

去，果以缯帛[5]送，明辞之，乃求如愿。神大怪明知之，意甚惜；不得已，呼如愿使随明去。如愿者，青洪君婢也，常使之取物。青洪君语明曰：“君领取至家，如要物，但就如愿，所须皆得。”

明将如愿归，所欲辄得之。数年大成富人。意渐骄盈，不复爱如愿。岁朝[6]鸡初一鸣，呼“如愿”。如愿不即起，明大怒，欲捶之。如愿乃走，明逐之于粪上。粪上有昨日故岁扫除聚薪，足以偃人，如愿乃于此逃得去。明不知，谓逃在积薪粪中，乃以杖捶粪使出。久无出者，乃知不能得。因曰：“汝但使我富，不复捶汝。”今世人岁朝鸡鸣时，辄往捶粪，云使人富也。

〔注〕[1]庐陵：郡治今江西吉安。　[2]从：跟随。　[3]彭泽湖：即今鄱阳湖，汉时名彭蠡泽，在江西彭泽西南。　[4]使：派遣使者。要：邀请。　[5]缯帛：丝织品的总称。[6]岁朝：一年的第一天早晨。

本篇是《录异传》名篇之一。写庐陵欧明行善有报，得请如愿致富，后来因“意渐骄盈”而失。故事深含劝诫世人勿贪婪无度之意。欧明途经彭泽湖，祈求平安，将船上“所有多少”投湖中，以敬水神。年复如此，感动了水神青洪君，不惜以婢女如愿馈赠。欧明富后贪得无厌，索求无度，如愿也就弃之而去了。在封建社会里，“请如愿”曾经是一种民俗文化。本篇所说的“今世人岁朝鸡鸣时，转往捶粪，云使人富也”，也是一种民俗遗风。人之思富，本身不是一件坏事，但不去辛勤劳作，自然是徒劳无益的。

本篇被许多类书引用，大多引至欧明行善请如愿致富止，这是封建文化劝诫世人的传统思想，其思想上的局限性是十分明显的。故事的后半部分，写欧明违背了初衷，落得个得而复失的下场，在思想性上进了一步，借志怪传说鉴戒人世，便有了一定的思想意义。在封建社会，人们接受了，并广为传播，渐渐形成“请如愿”风俗，也是顺理成章的。

这篇故事写得很有层次，如欧明此人，初写他是个谦谦君子，当得到如愿这个事事能满足主人欲望的女子后，他“意渐骄盈”，乃至最后因如愿的反抗而将她逐之薪粪，又加以捶杖，最后，终于失去了她。由此写出了人物的性格变化的深度。

《录异传》

汉武帝[1]时，苍梧[2]贾雍为豫章[3]太守，有神术。出界讨贼，为贼所杀，失头。雍上马还营。营中咸[4]走来视雍。雍胸中语曰：“战不利，为贼所伤。诸君视有头为佳，无头佳乎？”吏泣曰：“有头佳。”雍曰：“不然，无头亦佳。”言毕遂死。

〔注〕[1]汉武帝：即刘彻，汉景帝子。　[2]苍梧：郡名，西汉元鼎六年：全，都。

本篇写西汉豫章太守贾雍勇武杀贼的故事。贾雍虽为贼所杀，头既失落，还能上马还营，自胸中出语，激励部下奋勇杀贼，宁死勿降。故事虽属荒诞，但宣扬的宁死勿降的勇武精神，可以泣鬼神，动魂魄，给生者以极大的精神力量。战有不利，但士气不可泄，因此失头的贾雍乃有此惊人之举，教诲部下“无头亦佳”。这篇故事，讲了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战，“勇为本”，而勇，“有气则实，实则勇”，将士临阵，士气是很重要的。激励士气的方法很多，而此篇构想奇特，荒诞不经。失头岂能上马，无口岂能有语？但作者先自说了贾雍“有神术”，于是乎，神乎其事，事出有因，怪诞之中包孕着正义和真理。何谓“无头亦佳”？《国策》有语：“将军有死之心，而士卒无生之气。”贾雍以死激励将士死战，这一仗许是转败为胜。此所谓“无头亦佳”。同时，也包含另一层意思：勿以战败为耻，“有头”者，或以战胜生还，自然为佳；或以战败生还，勿以为耻；或以降贼生还，则“有头亦耻”，较之战死沙场，不啻天壤之别。此篇短则短矣，义理深焉。

志怪小说集。著者不详。见于唐宋诸类书引。所记多为鬼神精魅怪异之事，大都捃捡旧书，尤以《搜神记》为多。也有少数不载于他书而较具特色者，如“胡熙女”写鬼子之活泼嬉戏，“邹览”写鬼子之恋母情深，颇生动感人。今有鲁迅《古小说钩沉》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