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戴孚

河中少尹李浣，以广德二年薨[1]，初七日，家人设斋毕，忽于中门见浣独骑从门而入。奴等再拜，持浣下马，入座于西廊。诸子拜谒，泣。浣云：“生死是命，何用悲耶？只搅亡者心耳！”判嘱家事久之。浣先娶项妃妹，生子四人。项卒，再娶河南窦滔女，有美色，特为浣所爱。尔窦惧不出，浣使呼之，逆[2]谓之曰：“生死虽殊，至于恩情，所未尝替，何惧而不出耶？每在地下闻君哭声，辄令凄断。悲卿亦寿命不永，于我相去，不外二年。夫妻义重，如今同行，岂不乐乎？人生会当[3]有死，不必一二年在人间为胜，卿意如何？”窦初不言，浣云：“卿欲不从，亦不及矣。后日当使车骑至此相迎，幸无辞也。”遂呼诸婢，谓四人曰：“汝等素事娘子，亦宜从行。”复取其妻衣服，手自别之，分为数袋，以付四婢曰：“后日可持此随娘子来。”又谓诸子曰：“吾虽先婚汝母，然在地下，殊不相见。不宜以汝母与吾合葬，可以窦氏同穴。若违吾言，神道是殛[4]！”言毕便出。奴等送至门外，见浣驶骑走，而从东转西，不复见。

后日，车骑至门。他人不之见，唯四婢者见之。便装束窦，取所选衣服，与家人诀，遂各倒地死亡。

——《广异记》

〔注〕　[1]广德二年：公元764年。广德，唐代宗年号。薨：杀死。

这篇小说使我们感兴趣的，是小说中所描绘的人与鬼、鬼与鬼的关系，从中可以窥见古人的鬼神信仰及其心理状态。

人与鬼的关系，包括两个方面，即：鬼如何看待人？人又如何看待鬼？对于这两个方面，小说都有生动的表现。

鬼如何看待人？小说中的李浣，生前是一家之主，死后仍然是一家之主。在他看来，家中所有的人，包括妻子、儿女、奴婢，仍然必须听命于他。你看他鬼魂到门，仍然前簇后拥，一呼百诺，家庭事务，不分巨细，大至人之生死，小至行李衣服，事事都要过问。在李浣这个鬼看来，不仅他与人的社会、家庭关系没有改变，就是他与人的情感交流关系也没有改变。

人又如何看待鬼呢？诸子对李浣仍然是以父事之，诸奴对李浣仍然是以主事之，这同李浣生前没有什么改变。这里最值得探究的是李浣与窦氏这一对人鬼之间的夫妻关系。从窦氏对李浣的态度来说，一方面是爱，这从李浣“每在地下，闻君哭声，辄令凄断”可以看出；另一方面是畏，这从诸人皆出迎李浣，独有“窦惧不出”可以看出，这里描绘未亡人对已死的丈夫的感情，真可以说维妙维肖，入木三分。近代学者说，未亡人对死者的感情，“一面是对于死者的爱，一面是对于尸体的反感；一面是对于依然凭式在尸体的人格所有的慕恋，一面是对于物化了的臭皮囊所有的恐惧”。窦氏对于李浣的矛盾态度，正形象地反映了这一特点。

鬼与鬼的关系，在李浣看来，只不过是人与人的关系在阴间的延续。因此，他与前妻项氏虽同已为鬼，关系并不融洽，倒是希望所爱的后妻窦氏早日由人变鬼，与己同穴，以便在阴间能重享阳间曾经有过的快乐。

人与鬼、鬼与鬼的关系，不过是人与人的关系的折光。从这篇小说所提供的艺术形象中，我们是可以感受到这一点的。

［唐］戴孚

开元[1]中，有士人家贫，投丐河朔[2]。所抵无应者，转至黎阳。日已暮，而前程尚遥。忽见路旁一门，宅宇甚壮。夜将投宿，乃前扣门。良久，奴方出，客曰：“日暮，前路不可及，辄[3]寄外舍，可乎？”奴曰：“请白郎君[4]。”乃入。须臾，闻曳履声。及出，乃衣冠[5]美丈夫，姿度闲远，昂然秀异。命延客，与相拜谒，曰：“行李[6]得无苦辛，有敝庐，不足辱长者[7]。”客窃怪其异，且欲审察之，乃俱就馆。颇能清论，说齐周已来，了了[8]皆如目见。客问名，曰：“我颍川荀季和，先人因官，遂居此焉。”命设酒殽[9]，皆精洁，而不甚有味。

有顷，命具榻舍中，邀客入。仍敕[10]一婢侍宿。客候婢款狎，乃问曰：“郎君今为何官？”曰：“见[11]为河公主簿[12]，慎勿说也。”俄闻外有叫呼受痛之声，乃窃于窗中窥之。见主人据胡床，列灯烛，前有一人，披发裸形，左右呼群鸟啄其目，流血至地。主人色甚怒，曰：“更敢暴我乎！”客谓曰：“何人也？”曰：“何须强知他事？”固问之，曰：“黎阳令也。好射猎，数逐兽，犯吾垣墙，以此受治也。”客窃记之。明旦顾视，乃大冢也。前问人，云是荀使君墓。

至黎阳，令果辞以目疾。客曰：“能疗之。”令喜，乃召入，具为说之。令曰：“信有之。”乃暗令乡正，具薪数万束，积于垣侧。一日，令率群吏，纵火焚之，遂易其墓。目即愈，厚以谢客而不告也。

后客还至其处，见一人头面焦烂，身衣败絮，蹲于榛棘中。直前诣，客不识也。曰：“君颇忆前寄宿否？”客乃惊曰：“何至此耶？”曰：“前为令所苦，然亦知非君本意，吾自运穷耳。”客甚愧悔之。为设薄酹，焚其故衣以赠之，鬼忻[13]受遂去。

——《广异记》

〔注〕　[1]开元：唐玄宗年号。　[2]河朔：地区名。泛指黄河以北。　[3]辄：就。　[4]郎君：犹公子，贵公子。　[5]衣冠：古代士以上戴冠；衣冠连称，是古代士以上的服装。　[6]行李：引申为行旅。　[7]长者，有德行者。多指性情谨厚的人。　[8]了了：清清楚楚。　[9]殽：同“肴”。　[10]敕：命令。　[11]见：同“现”。[12]主簿：官名。汉以后中央及郡县官署均置此官，以典领文书，办理事务。　[13]忻：同“欣”。快乐，高兴。

本篇围绕黎阳客在人间地府的所见所闻，成功地刻画了一个男鬼的形象——荀季和。

荀季和“乃衣冠美丈夫，姿度闲远，昂然秀异”，是世间难寻的美男子。他不仅外貌潇洒飘逸，“颇能清论，说齐周已来，了了皆如目见”，可谓风度翩翩而又多才多艺。黎阳客在男鬼荀季和那里目睹了这样一幕惨景：“主人据胡床，列灯烛，前有一人，披发裸形，左右呼群鸟啄其目，流血至地。”原来这是阴间鬼惩治世间人的恐怖场面，黎阳县令喜好射猎，他屡次在打猎中侵犯了荀季和的垣墙，因此受到惩罚。当黎阳客将在荀处所见到的情景告诉了黎阳县令后，他万没想到，黎阳县令竟然在暗地里让人把数万束柴草积于荀墓的垣侧纵火焚烧之，还平整了荀墓。后来，黎阳客又路过此地，他惊讶地发现有一个人“头面焦烂，身衣败絮，蹲于榛棘中”，此人正是荀季和。在回答黎阳客的问话时，荀季和说：“前为令所苦，然亦知非君本意，吾自运穷耳。”这是一个多么大度的鬼呵！他曾厚待黎阳客，可黎阳客却使他遭受了一场灾难；当他再次遇见黎阳客时，仅仅空叹自己命运不济，非但没有报复黎阳客，而且没有一丝的抱怨。这种胸怀与品格，就是世间人也很难具备。作者在这里，不仅打破了尘世与阴间的界限，而且还使人与鬼在感情上互相交流，让人觉得这个鬼的形象是那样可亲而又可爱。

［唐］戴孚

李光远，开元[1]中为馆陶[2]令。时大旱，光远大为旱书[3]，书就暴卒。卒后，县申州[4]，州司马覆破[5]其旱。百姓胥[6]怨，有恸哭者。皆曰：“长官不死，宁[7]有是耶？”其夜，光远忽乘白马，来诣旱坊[8]，谓百姓曰：“我虽死，旱不虑不成。司马何人，敢沮[9]斯议？”遂与百姓诣司马宅，通云：“李明府[10]欲见。”司马大惧，使人致谢，光远责云：“公非人，旱是百姓事，何以生死为准？宜速成之。不然，当为厉矣。”言讫，与百姓辞诀方去。其年旱成[11]，百姓赖焉。

——《广异记》

〔注〕　[1]开元：唐玄宗年号。

本篇写李光远死后现形、为民作主的异事。在儒家思想作为官方哲学思想的封建社会里，人人都必须遵守礼教，顺从几乎成了中国人的第二天性。然而，尽管人们一再压抑着自己的欲望，但却难以灭绝那不能不产生的种种精神要求。对爱情的渴求是如此，对不平的反抗也是如此。本篇所展示的，便是人们对不平的反抗，以及对反抗定会成功的一种幻想。小说既写了山东馆陶乡亲的反抗情绪，又写了县令李光远那逾越了生死界限的彻底的反抗精神。特别是从李光远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先人那一种执拗的反抗性格。这种为了百姓利益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有一股撼人心魄的力量，深深地打动着读者。即使在今日读来，也是如此。

对于封建时代的人们来说，人死后究竟如何，始终是个谜。基于此，他们有了灵魂不散的观念，认为人虽然死了，但魂灵却永在，它会在夜间重返人世。这种意识在今日看来显然是虚妄、怪谬的，但那个时代的古人并不这样想。李光远的死后现形是这样，李光远所说的变厉鬼报复州司马，也是这样。就是在唐代以后的宋话本、元杂剧中，这类内容的作品，也是屡见不鲜的，只是在表达主题与形象塑造等方面各有千秋罢了。

［唐］戴孚

张仁亶幼时贫乏，恒在东都北市寓居。有阎庚者，马牙[1]荀子之子也，好善自喜，慕仁亶之德，恒窃父资，以给其衣食，亦累年矣。荀子每怒庚云：“汝商贩之流，彼才学之士，于汝何有，而破产以奉？”仁亶闻其辞，谓庚曰：“坐[2]我累君，今将适诣白鹿山[3]，所劳相资，不敢忘也。”庚久为仁亶胥附[4]之友，心不忍别，谓仁亶曰：“方愿志学，今欲皆行[5]。”仁亶奇有志，许焉。庚乃私备驴马粮食同去。

六日至陈留，宿逆旅。仁亶舍其内房，房外有床。久之，一客后至，坐于床所。仁亶见其视瞻非凡，谓庚自外持壶酒至，仁亶以酒先属客，客不敢受。固属之，因与合饮。酒酣欢甚，乃同房而宿。中夕[6]，相问行李[7]。客答曰：“吾非人，乃地曹[8]耳。地府令主河北婚姻，绊[9]男女脚。”仁亶开视其衣装，见袋中细绳，方信焉。因求问己荣位年寿。鬼言，亶年八十余，位极人臣。复问庚，鬼云：“庚命贫，无位禄。”仁亶问何以致之，鬼云：“或绊得佳女，配之有相，当能得耳[10]。今河北去白鹿山百余里，有一村中王老女，相极贵，顷已绊与人讫，当相为解彼绊此，以成阎侯也。第速行，欲至其村，当有大雨濡湿，以此为信。”因诀去。

仁亶与庚行六七日，至村，遇大雨，衣装湿污，乃至村西，求王氏舍焉。款门，久之方出。谢客云：“家有小不得意，所以迟迟，无讶也。”仁亶问其故，云：“己唯一女，先许适西村张家，今日纳财，非意单寡，此乃相轻之义。已决罢婚矣。”仁亶等相顾微哂。留数日，主人极欢。仁亶乃云：“阎侯是己外弟，盛年志学，未结婚姻。”主人辞以田舍家，然有喜色。仁亶固求，方许焉。以马驴及他赉为贽[11]。数日，成亲毕，留阎侯止王氏，仁亶独往，主人赠送之。其后数年，仁亶迁侍御史、并州长史、御史大夫知政事，后庚累遇提挈，竟至一州[12]。

——《广异记》

〔注〕　[1]马牙：贩马的牙子，即中间经纪人。此人姓阎，名荀子。其子阎庚，有时称“阎侯”。　[2]坐：因为，为了。　[3]白鹿山：具体不详。但后文既说“河北：所带的其他东西作为彩礼。　[12]竟至一州：竟然做了一州的刺史。

本篇通过阎庚与王氏女的喜结良缘，首先旨在说明人间婚姻事是前定的，它早已由阴间安排妥当。不仅如此，小说还道出了阴间的择偶标准。地曹之所以选择王氏女为阎庚的择偶对象，完全是因为命贫的阎庚娶了她便能做官。地曹这样说道：“庚命贫，无位禄。”又说：“或绊得佳女，配之有相，当能得耳。”而王氏女则“相极贵”。从中我们也可以领悟到：在那愚昧的封建时代，男女婚姻并非是以爱情为基础，并非是属于青年自己的事，他们已丧失了这个做人的基本权利。婚姻掌握在别人手中，或“媒妁之言”或“父母之命”，而本篇又将婚姻大权赐给了地府，将人间的不合理转嫁给阴间，而在那时人们的意识中，一切阴间的决定都是不可违背的。而阴间地曹的匹配标准是以功名利禄为重的，故那本该在婚姻中居于首位的爱情，早就被远远地抛在一边。当然，这完全是世间人的意识的折射。在那“官本位”的封建社会中，人们无视爱情的存在，多少寒酸书生，都遭冷眼，都被鄙弃，只有他们在科举考试中一举夺魁为官之后，才能“洞房花烛”，与佳人结百年之好。

这篇小说除了它所具有的认识意义外，在写作的手法上，也颇有值得称道之处。作者运用了“线索人物”来贯穿全篇，独具匠心。按照一般短篇小说的写法，以人为线索的作品往往被写成第一人称，可本篇却处理成第三人称，即张仁亶。这“线索人物”并不像一般第一人称小说里的那个“我”，仅仅是一条串联情节的见证人，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在本篇中，作者于开头便以寥寥数笔，描绘了张仁亶这个人物，留给读者很深的印象。在第一人称的小说中，“我”的视野一般来说是有限度的，而“线索人物”则从这个限制中解脱出来，作者可以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上，对这“线索人物”作出客观介绍，对他的外貌、行动、言语以及内心世界进行无拘无束的描绘，这样就增强了小说的自由度。这种以第三人称的人物为“线索人物”的手法，是值得借鉴的。

［唐］戴孚

近代有士人，应举[1]之京。途次关西[2]，宿于逆旅，舍小房中。俄有贵人奴仆数人，云公主来宿，以幕围店，及他店四五所。人初惶遽，未得移徙。须臾，公主车声大至，悉下店中。人便拒户寝，不敢出。公主于户前澡浴，令索户内。婢云：“不宜有人。”既而见某，群婢大骂。公主令呼出，熟视之曰：“此书生颇开人意，不宜挫辱。”第令入房，浴毕召之，言甚会意。使侍婢洗濯，舒以丽服。乃施绛帐，铺锦茵，及他寝玩之具。极世奢侈，为礼之好。

明日，相与还京。公主宅在怀远里，内外奴婢数百人，荣华盛贵，当时莫比。家人呼某为驸马，出入器服车马，不殊王公。某有父母，在其故宅，公主令婢诣宅起居，送钱亿贯，他物称是。某家因资，郁[3]为荣贵。如是七岁，生二子一女。公主忽言欲为之娶妇，某甚愕，怪有此语。主云：“我本非人，不合久为君妇，君亦当业有婚媾。”知非恩爱之替也。

其后亦更别婚，而往来不绝。婚家以其一往辄数日不还，使人候之。见某恒入废宅，恐为鬼神所魅。他日饮之致醉，乃命术士书符施衣服中，及其形体皆遍。某后复适公主家，令家人出止之，不令入。某初不了其故，倚门惆怅。公主寻出门下，大相责让云：“君素贫士，我相抬举，今为贵人，此亦于君不薄。何故使妇家书符相间，以我不能为杀君也。”某视其身，方知有符，求谢甚至。公主云：“吾亦谅君此情，然符命已行，势不得住。”悉呼儿女，令与父诀，某涕泣哽咽。公主命左右促装，即日出城。某问其居，兼求名氏。公主云：“我华岳第三女也。”言毕诀去，出门不见。

——《广异记》

〔注〕　[1]应举：旧指参加科举考试。　[2]关西：古地区名。汉唐等时代泛指函谷关或潼关以西的地区。　[3]郁：繁盛。

本篇写的是华岳神女与一位士人的爱情故事。在那“存天理，废人欲”的封建社会里，人间的青年男女丧失了自由恋爱的权利，“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仅仅是人们的一种殷殷祈愿。儒家要求人们压抑爱情，但爱情却难以压抑，于是，在严酷的现实之上，盘桓着一个神奇的世界，人与神共存于其间，一切在尘世无法实现的事情，都在这里得以实现。《华岳神女》的前半部分，便属于这神奇的世界；而后半部分，又回到现实中，爱情又被无情的现实所扼杀。因此说，这篇唐人小说，既是超现实的，又是现实的。作者没有异想天开地臆造一个人与人的爱情喜剧，因为那样，读者会感到非常不真实，而是独具匠心地营造一个人与神的爱情故事，那是很适于当时的文化氛围和读者审美心理的。

全篇故事情节波澜起伏，大转大折。小说写在关西一个旅店中，住着一位去京城应举考试的士人，突然，有公主要留宿于此，须“以幕围店”，众人回避。士人在惶惧忙乱之中未能避开，被婢女们厉声斥骂之，唯有华岳神女对他一见钟情。士人由祸及福，竟与神女成两情之好。岁月流逝，一晃就是七八个寒暑，他们膝下也有了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可就在这时，华岳神女却突然让士人再娶媳妇，这是情节的突变。当士人知道神女是仙女后，仍然与她往来不断，即使他已另娶妻室。这又是人们所意想不到的，是大转折之下的小转折。“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女方家生怕他被鬼神所魅，就将他灌醉，请术士书符施于其身。当士人再度喜气洋洋地去神女家时，遭到拒绝，他大惑不解。神女指明他身上有符，并随即谅解了他，但二人还是不能欢好，神女并被迫离开。事情到此地步，人与神都无法挽回，都无可奈何。

虽然这篇志怪小说以复杂奇异的情节为主要特征，但作者还是通过一系列生动的情节刻画了人物，把人物性格实现于情节的发展之中。小说开始的留宿关西旅店，把华岳神女描绘得像世间高贵的小姐一样，她完全被人性化了。后来，神女要为丈夫另娶妻室，告诉他：“我本非人，不合久为君妇，君亦当业有婚媾。”读者看到这里，一定会被公主这种念头所感动。她并不是只顾自己的欢乐，与世间人尽欢而去，她竟然为士人着想。作者于此展现了华岳神女的精神世界。小说的结尾，当士人身上有符再去神女家时，她伤心地责怪道：“君素贫士，我相抬举，今为贵人，此亦于君不薄。何故使妇家书符相间……”当她听了士人的解释后，惋惜地说：“吾亦谅君此情，然符命已行，势不得住。”于是，她就呼唤儿女，来与父亲诀别。此情此景，颇有悲剧意味。倘若这篇志怪小说没有提供这些情节，那么，人物性格就无从展示。可见，小说中复杂奇特的情节，既会增强小说的吸引力、可读性，又会成为刻画人物的手段，为展现人物性格提供契机。基于此，可知切不可忽视小说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继承中国古典小说编织奇妙的故事的传统，这对今人创作亦不无启迪。

［唐］戴孚

开元[1]中，滑州[2]刺史韦秀庄，暇日来城楼望黄河。楼中忽见一人，长三尺许，紫衣朱冠，通名参谒。秀庄知非人类，问是何神，答云：“即城隍之主。”又问何来，答曰：“黄河之神，欲毁我城，以端[3]河路。我固不许。克[4]后五日，大战于河湄[5]。恐力不禁，故来求救于使君尔。若得二千人，持弓弩物色相助，必当克捷。君之城也，惟君图之。”秀庄许诺，神乃不见。至其日，秀庄帅[6]劲卒二千人登城。河中忽尔晦冥，须臾有白气，直上十余丈。楼上有青气，出相萦绕。秀庄加弓弩乱射白气，气形渐小至灭。唯青气独存，逶迤如云峰之状，还入楼中。初时黄河俯近城之下，此后渐退，至今五六里也。

——《广异记》

〔注〕　[1]开元：唐玄宗年号。　[2]滑州：州名。唐辖境相当于今河南滑县、延津、长垣等县。　[3]端：正、直的意思。　[4]克：约定或限定。　[5]河湄：河岸，水滨。　[6]帅：同“率”，带领。

在我们先人心中，存在着阴世与阳世两个世界。一般地说，阳世间人类的命运由阴世间的鬼神所主宰，人是无力与鬼神抗衡的，人往往祈求神灵的保佑与庇护。然而，在这篇《韦秀庄》里，作者一反常规，竟然让城隍之神来向人类求援。这就让我们从一个新的视角来了解古人的鬼神观。请听城隍之神对韦秀庄说的一番话：“黄河之神，欲毁我城，以端河路。我固不许。克后五日，大战于河湄。恐力不禁，故来求救于使君尔。若得二千人，持弓弩物色相助，必当克捷。君之城也，惟君图之。”从这段话中，我们丝毫感觉不出神的高高在上，凌驾于人，只感到神与人处在平等的地位，城隍之神的口吻是一种协商式的，而不是命令式的。而且这“君之城也，惟君图之”的话语，也使人感到与其说是神主宰一切，勿宁说是命运掌握在人类自己手中，即如果韦秀庄能够出二千精兵相助，便可击退黄河之神的进攻；相反，如果韦秀庄不肯出兵援助，那么滑州之城便将被大水淹没。

本篇志怪还有一个令人称道的地方，就是那奇异而壮美的想象。怎样描述城隍之主与黄河之神这非人间的战争呢？又怎样使韦秀庄所率领的人类劲兵参与这场不同寻常的战争呢？作者是这样写的：“秀庄帅劲卒二千人登城。河中忽尔晦冥，须臾有白气，直上十余丈。楼上有青气，出相萦绕。秀庄加弓弩乱射白气，气形渐小至灭。唯青气独存，逶迤如云峰之状，还入楼中。”可见，作者是以白气和青气代表了作战双方，让韦秀庄之兵射白气而参与了战斗。当我们读到这里，眼前不禁浮现出非常壮美的场面。作者如此落墨，就比直白地描述黄河之兵与城隍之兵的交战，不知强过多少倍，而且那样直白写来，也不会产生这般气势和美感。

没有想象就没有艺术，而有了艺术的现象就能产生美感，此理信然！

［唐］戴孚

开元[1]初，有三卫自京还青州\[2]。至华岳[3]庙前，见青衣婢，衣服故恶[4]，来白云：“娘子欲见。”因引前行。遇见一妇人，年十六、七，容色惨悴，曰：己非人，华岳第三新妇。夫婿极恶。家在北海[5]，三年无书信，以此尤为岳子所薄。闻君远还，欲以尺书仰累。若能为达家君，当有厚报。遂以书付之。其人亦信士也，问北海于何所送之。妇人云：“海池上第二树，但扣之，当有应者。”言讫诀去。

及至北海，如言送书。扣树毕，忽见朱门在树下，有人从门中受事。人以书付之。入顷之，出云：“大王请客入。”随行百余步，后入一门，有朱衣人，长丈余，左右侍女数千百人。坐毕，乃曰：“三年不得女书。”读书，大怒曰：“奴辈敢尔[6]！”乃传教召左右虞候。须臾而至，悉长丈余，巨头大鼻，状貌可恶。令调兵五万，至十五日，乃西伐华山，无令不胜。二人受教走出。乃谓三卫曰：“无以上报。”命左右取绢二匹赠使者。三卫不悦，心怨二匹之少也。持别，朱衣人曰：“两绢得二万贯方可卖，慎勿贱与人也。”

三卫既出，欲验其事，复往华阴。至十五日，既暮，遥见东方黑气如盖；稍稍西行，雷震电掣，声闻百里。须臾，华山大风折树，自西吹云，云势益壮，直至华山，雷火喧薄[7]，遍山涸赤，久之方罢。及明，山色焦黑。三卫乃入京卖绢。买者闻求二万，莫不嗤骇，以为狂人。后数日，有白马丈夫来买，直还二万，不复踌躇。其钱先以鏁[8]在西市。三卫因问买所用。丈夫曰：“公以渭川神嫁女，用此赠遗，天下唯北海绢最佳，方欲令人往市，闻君卖北海绢，故来尔。”三卫得钱，数月货易毕，东还青土。

行至华阴，复见前时青衣云：“娘子故来谢恩。”便见青盖犊车，自山而下，左右从者十余辈。既至下车，亦是前时女郎，容服炳焕，流目清眄，迨不可识。见三卫拜，乃言曰：“蒙君厚恩，远报父母。自闹战之后，恩情颇深。但愧无可仰报尔。然三郎以君达书故，移怒于君，今将五百兵于潼关相候。君若往，必为所害，可且还京。不久，大驾东幸，鬼神惧鼓车，君若坐于鼓车，则无虑也。”言讫不见。三卫大惧，即时还京。后数十日，会玄宗幸洛，乃以钱与鼓者，随鼓车出关，因得无忧。

——《广异记》

〔注〕　[1]开元：唐玄宗年号分齐郡置。治所在今山东昌乐。隋唐时曾改青州为北海郡。　[6]尔：如此。　[7]薄：迫近，侵入。　[8]鏁：同“锁”。

本篇描写三卫为北海郡王之女传书而得到报答，故事情节与唐传奇《柳毅传》相似。故事主人公三卫是一个商人。在重士轻商的中国古代，商人在文学作品中大都是奢靡粗俗的人物，很少有正面形象。但本篇中的三卫却是一个“信士”。北海郡王之女以书信相托，他慨然应允，并“如言送书”。作品肯定他这一善行，让他得到了北海郡王父女的报答。但三卫并不是柳毅那样理想书生的形象。柳毅义不求报，而三卫在郡王以绢二匹相报时，却“不悦，心怨二匹之少也”。郡王嘱其“两绢得二万贯方可卖”，他就“入京卖绢”，并得钱货而归。这表现了商人重利的特点。柳毅大义凛然，威武不能屈，三卫却在听说三郎欲加害于他时，“大惧，即时还京”。这又表现了商人的惧死贪生。他不是个理想化的形象，但却是一个贴近生活的真实人物——一个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讲信用、重利胆小的商人。

作品中的北海郡王之女，新婚便遭丈夫虐待，父母远在千里之遥，三年不通音讯，因而“容色惨悴”。可以说，这反映了古代妇女被压迫的悲剧命运。但她不甘心自己的处境，托人传书给自己的父亲，其父发兵问罪，改变了她的地位和境遇。那无义郎并没有像《柳毅传》中的泾河小龙一样被处死，她也没能像龙女三娘一样再嫁一个理想的丈夫，而是“自闹战之后，恩情颇深”。实际上，这是不现实的。依靠武力，怎么能取得真正的爱情？从三郎因痛恨三卫传书而必欲害之，就可以看出他并非真正知错悔过，回心转意。而对于三郎欲加害自己恩人的举动，北海郡王之女也无力劝阻制止，只能偷偷告知三卫加以躲避。这就可见她的地位并未得到根本的改变。这样的描写当然不如《柳毅传》那样令人痛快，那样富于反封建礼教的深刻意义，但是它却真实地反映了古代妇女的低下地位和悲剧命运。

全篇以三卫为结构中心，除了他本人的言行外，别人的言行和周围环境都通过三卫的见闻加以描写：三卫未能亲见的事件，也通过别人对三卫的述说予以表现。如北海郡王父女的形貌及战争经过，都由三卫眼中所见写出，郡王之女受丈夫虐待及后来关系的改善，则由三卫听该女叙述写出。这样就保持了全篇视点的统一。

全篇想象奇异丰富，充满浪漫色彩。如三卫至北海传书，“扣树毕，忽见朱门在树下，有人从门中受事”。北海郡王身穿朱衣，长丈余；左右虞候“悉长丈余，巨头大鼻”。双方交战时“雷震电掣”，“大风折树”，“遍山涸赤，久之方罢”，都充满奇异之趣。此外，郡王言两匹绢可卖二万贯；其女言不久大驾将东幸，三卫坐于鼓车可免灾，而后来果真如此，也都充满神异之感。因此，作品读来引人入胜，使人兴味盎然。

［唐］戴孚

赵州[1]卢参军，新婚之任，其妻甚美。数年，罢官还都。五月五日，妻欲之市，求续命物[2]，上于舅姑[3]。车已临门，忽暴心痛，食顷而卒。

卢生号哭毕，往见正谏大夫明崇俨[4]，扣门甚急。崇俨惊曰：“此端午日，款关[5]而厉，是必有急。”遂趋而出。卢氏再拜，具告其事。明云：“此泰山三郎所为。”遂书三符以授卢：“还家可速烧第一符。如人行十里不活，更烧其次。若又不活，更烧第三符。横死必当复生，不来，真死矣。”

卢还家，如言累烧三符，其妻遂活。顷之能言，云：初被车载至泰山顶，别有宫室。见一少年，云是三郎。令侍俾十余人，拥入别室，侍妆梳。三郎在堂前，与他少年双陆[6]，候妆梳毕，方拟宴会。婢等令速妆。己缘眷恋故人，尚且悲泪。有顷，闻人款门，云是上利功曹，适奉都使处分[7]，令问三郎何以取卢家妇，宜即遣还。三郎怒云：“自取他人之妻，预都使何事？”呵功曹令去。相与往复，其辞甚恶。须臾，又闻款门，云是直符使者，都使令取卢家妇人。对局劝之，不听。对局曰：“非独累君，当祸及我。”又不听。寻有疾风吹黑云从崖顶来，二使唱言：“太一[8]直符，今且至矣！”三郎有惧色。风忽卷宅，高百余丈；放之，人物糜碎，唯卢氏获存。二使送还，至堂上，见身卧床上，意其凄恨。被推入形，遂活。

——《广异记》

〔注〕　[1]赵州：州名。唐时治所在平棘人，官至正谏大夫。以奇技自名，能盛夏得雪，四月得瓜。谏时政，多托鬼神为言。　[5]款关：敲门。　[6]双陆：一种赌博。　[7]处分：吩咐。　[8]太一：传说中的天神。

本篇描写卢参军之妻为泰山三郎所夺、死而复生的故事。作品中的泰山三郎是一个凭仗权势、横行不法的恶棍。他既被称为泰山三郎，当是东岳神的儿子。他在泰山顶上有自己的宫室和众多侍婢，赌博饮宴，寻欢作乐。卢参军之妻身为官员妻室，他竟也敢毫无顾忌地抢来。卢生往见明崇俨具问妻子死因，明崇俨当即毫不犹豫地说：“此泰山三郎所为。”可见此类事件发生过不止一次。都使派上利功曹来命他送还卢妻，他竟然傲慢地说：“自取他人之妻，预都使何事！”并“呵功曹令去”，“有辞甚恶”。都使再派直符使者来取卢妻，他仍然“不听”。由此可见，这是一个权势颇大、无法无天、作恶多端、蛮横跋扈的人物。

作品中的卢参军之妻，不但容貌美丽，而且为人贤惠，感情专一。五月端午，她为公婆去买续命物。被掠之后，她眷念丈夫，悲泣落泪。这样一个官员妻室，竟也被恶人肆意抢掠，则普通百姓的命运就更可想而知了。因此，作品通过卢妻的遭遇，反映了当时人民惨遭压迫欺凌的社会现实。

作品还描写了一个明察灾异、法力广大、惩恶救善的人物明崇俨。他一听说卢妻暴死，便立即明确指出：“此泰山三郎所为。”并“遂书三符以授卢”。这三张符确实威力强大，直至疾风卷宅，将泰山三郎摔碎，使卢妻死而复生。这些描写虽是虚幻的，但却表现了作者惩恶救善的理想和愿望。

作品采用倒叙方法，先写卢妻死而复生，然后由卢妻叙述其被掠至泰山、三符惩治泰山三郎及复活情景，避免了结构的平直，给读者造成了悬念，增强了吸引力，也给人以身临其境的真实感。

［唐］戴孚

唐开元[1]中，有张、李二公同志，相与于泰山[2]学道。久之，李以皇枝思仕宦，辞而归。张曰：“人各有志，为官其君志也，何怍[3]焉！”天宝末，李仕至大理丞。属[4]安禄山之乱，携其家累，自武关[5]出，而归襄阳[6]寓居。寻奉使至扬州[7]。途觏[8]张子，衣服泽弊[9]，佯[10]若自失。李氏有哀恤之意，求与同宿。张曰：“我主人颇有生计。”邀李同去。既至，门庭宏壮，宾从璀璨，状若贵人。李甚愕之，曰：“焉得如此？”张戒无言，且为所笑。既而极备珍膳。食毕，命诸杂伎女乐五人，悉持本乐。中有持筝者，酷似李之妻。李视之尤切[11]，饮中而凝睇者数四。张问其故，李指筝者：“是似吾室，能不眷？”张笑曰：“天下有相似人。”及将散，张呼持筝妇，以林檎[12]系裙带上，然后使回去。谓李曰：“君欲几多钱而遂其愿？”李云：“得三百千，当办己事。”张有故席帽，谓李曰：“可持此诣药铺，问王老家，张三令持此取三百千贯钱，彼当与君也。”遂各散去。明日，李至其门，亭馆荒秽，扃钥[13]久闭，至复无有人行踪。乃询旁舍求张三，邻人曰：“此刘道玄宅也，十余年无居者。”李叹讶良久，遂持帽诣王家求钱。王老令送帽问家人，审是张老帽否。其女云：“前所缀绿线犹在。”李问张是何人，王云：“是五十年前来茯苓主顾，今有二千余贯钱，在药行中。”李领钱而回，重求，终不见矣。寻还襄阳，试索其妻裙带上，果得林檎。问其故，云：“昨夕梦见五六人追，云是张仙唤[14]筝，临别，以林檎系裙带上。”方知张已得仙矣。

——《广异记》

〔注〕　[1]开元：唐玄宗年号：用手指弹乐器。

本篇的价值，在于极具概括力地将中国两大圣人老子与孔子所倡导的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浓缩在张、李二公身上。我们透过它，多少可以了解到先人的人生态度，以及儒家、道家这两种行为哲学。李公是儒家思想的信奉者。儒家强调每一个人的社会功用，是一种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它非常注重人的社会性，但却压抑了人的个性。它是把一种对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有益的礼仪成规，注入到人的生活和行为的每一部分。它使人很少有自由，陷入到不堪忍受的清规戒律之中。这样就使得一些崇尚自由的人，去选择另一种人生之路，那就是道家之路。道家与儒家恰恰相反，它对一切事物的价值判断，不再以社稷、皇帝为重，而是以“自然”、“自我”为重，它寻求着把自己的生活与遍布于宇宙之中的“生生之气”联系在一起。但道家却忽略了人的特殊性——社会性。这就使得同是走上道家那出世之路的人，在追求上却不尽一致。有的为了摆脱官场和社会责任的缧绁，而向往回到大自然的自由空气里；有的则企求着长生不老，得道成仙。《张李二公》的张公就属于后者。

小说开头写张、李二公同志，相与于泰山学道。后来，便分道扬镳，各走各的路。张公依然隐居于泰山，远离红尘，苦心修行。李公却步入仕途，做了高官。在安史之乱期间，这分手多年的张、李二公又意外地相遇。作者这样安排情节，恐怕也是隐含着对尘世与仙境、儒家与道家的比较，在极富说服力的人物命运的对比中，促使人们思索点什么，领悟点什么。小说写李公“奉使至扬州。途觏张子，衣服泽弊，佯若自失。李氏有哀恤之意，求与同宿。张曰：‘我主人颇有生计。’邀李同去。既至，门庭宏壮，宾从璀璨，状若贵人。李甚愕之，曰：‘焉得如此？’”这段描写是颇具深意的，寥寥数笔，却包蕴着张公和李公的两种人生之路，令读者在接受过程中感悟那人生况味。李公学道，中途变卦。后来做了高官，满以为可以荣华富贵地度其一生，谁知动荡的时局不让他过安稳日子，只得携家带口，漂泊于旅途中。当他来到张宅，见其门庭宏伟而壮观，宾从众多而华贵时，便顿生惊讶叹羡之感。这种种人生感受，即使对于今日读者来说，也能引发他们的共鸣，唤起他们对人生的思悟。

小说还写了这样两桩奇事。一是李公的妻室在梦中被唤到了张公邀请李公的宴席上，变成了“现实”中弹筝的妇人。另一件是张公交给李公一个故席帽，让他持此去药铺中取三百千钱，以遂其愿。写得曲曲折折，怪怪奇奇。看来，小说想要告诉人们的是：张公坚持学道，终于成仙，转念之间，要美妇便有美妇，要钱财便有钱财——此类东西，对得道者来说，既是身外之物，又是唾手可得；李公半途而废，踏上仕途，却是安危难保，不要说俸禄来之不易，就是枕边结发人，说不定是朝为贵妇，夕成歌伎。与得道者相比，差得远了。故事通过扬张抑李而张皇鬼神之意图，在此昭然若揭！

唐小说家。谯郡进士，官校书郎、饶州录事参军。作有小说集《广异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