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干宝

张璞，字公直，不知何许人也。为吴郡[1]太守，征还，道由庐山。子女观于祠室，婢使指像人[2]以戏曰：“以此配汝。”其夜，璞妻梦庐君致聘曰：“鄙男不肖，感垂采择，用致微意。”妻觉，怪之。婢言其情，于是妻惧，催璞速发。

中流，舟不为行，阖船震恐。乃皆投物于水，船犹不行。或曰：“投女则船为进。”皆曰：“神意已可知也，以一女而灭一门，奈何？”璞曰：“吾不忍见之。”乃上飞庐[3]卧，使妻沉女于水。妻因以璞亡兄孤女代之，置席水中，女坐其上，船乃得去。璞见女之在也，怒曰：“吾何面目于当世也！”乃复投己女。

及得渡，遥见二女在下。有吏立于岸侧，曰：“吾，庐君主簿也。庐君谢君，知鬼神非匹，又敬君之义，故悉还二女。”后问女，言：“但见好屋、吏卒，不觉在水中也。”

——《搜神记》

〔注〕[1]吴郡：郡名。治吴县（今苏州市）。　[2]像人：指祠庙里的神像。　[3]飞庐：船舱上面的小楼。

《搜神记》卷五有一则故事说韩某、王某、刘某，一天同游蒋山庙，“庙有数妇人像，甚端正。某等醉，各指像以戏，自相配匹。”神灵面前，岂可戏言。当夜，三人都梦到蒋山神来约定时间迎接他们。三人深知大祸临头，只得“备三牲，诣庙谢罪乞哀”。谁知严酷而不宽容的蒋山神，根本不接受他们的谢罪，“经少时，并亡”。这种玩笑丧命的故事，无非是通过神不可犯，以“发明神道之不诬”。《张璞》故事的开头，说庐山神欲娶璞之女为儿媳，其因由与“蒋山神”颇为相似。不过，这只是个前奏，故事再发展下去就大不一样了。当舟中人决议不“以一女而灭一门”，将一女投入河中后，船果然开始行动了。可是当张璞发现投的是“亡兄孤女”，便怒不可遏。弃兄孤女，留己之女，良心何在？如此德行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人世？接着，毅然把自己的亲生女儿投入江中。张璞先有不忍之心，后有仗义之行，庐山神深为敬佩，“故悉还二女”。虽有生离死别，终是否极泰来，化悲为喜，故事的重心显然在后半。请注意，这团圆的结局，是来自于一个应该大写的“义”字。如果我们还有兴趣去翻翻《搜神记》，就会发现还有一位见义勇为、舍生取义的山中行客（卷十一《三王墓》）；还有一位少女李寄，勇将生死置之度外，从义而不从父母之意，决心为民除害（卷十九《李寄》）；还有那位含冤而死，虽死亦昭示是非正义于天下的孝妇周青（卷十一《东海孝妇》）；等等。话说神怪，意在言外，欲明言外，还得求诸时代。终两晋之世，争权夺利，祸患不已，高压恐怖，一以贯之，一句话，那就是一个“多行不义”的时代。在这种气候下，刚肠嫉恶，锋芒不藏者，必遭杀身之祸。因此，就是“使气以命诗”，亦多比兴暗示，闪烁其辞。倒是谈鬼说怪，稍可逃避，这大概就是“东西百五十年间，天孽人变，人耳目，若斯多也”的原因吧。至于《搜神记》作者，为什么如此乐于用荒唐之言，反复歌唱那个动天地、泣鬼神的“义”字，那是因为古人早已有言：“义者，宜也”（《礼记·中庸》），“万事莫贵于义”（《墨子·贵义》），“不义而强，其毙必速”（《左传·昭公元年》）。明乎此，作者的心声、爱憎、诅咒与希望，还须多说吗！“心有灵犀一点通”，那位“写鬼写妖高人一等”的蒲松龄，对此无疑是心领神会的。是的，他说“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聊斋自志》）。话虽谦逊，心迹难隐，何况还有那“孤愤之书”为证呢！

（赵其钧）

［晋］干宝

胡母班[1]，字季友，泰山人也。曾至泰山之侧，忽于树间逢一绛衣驺，呼班云：“泰山府君[2]召。”班惊愕，逡巡未答。复有一驺出呼之，遂随。行数十步，驺请班暂瞑。少顷，便见宫室，威仪甚严。班乃入阁拜谒。主为设食，语班曰：“欲见君，无他，欲附书与女婿耳。”班问：“女郎何在？”曰：“女为河伯[3]妇。”班曰：“辄当奉书，不知缘何得达？”答曰：“今适河中流，便扣舟呼‘青衣’，当自有取书者。”班乃辞出。昔驺复令闭目，有顷，忽如故道。

遂西行，如神言而呼“青衣”。须臾，果有一女仆出，取书而没。少顷复出，云：“河伯欲暂见君。”婢亦请瞑目。遂拜谒河伯。河伯乃大设酒食，词旨殷勤。临去，谓班曰：“感君远为致书，无物相奉。”于是命左右：“取吾青丝履来。”以贻班。班出，瞑然忽得还舟。

遂于长安经年而还。至泰山侧，不敢潜过。遂扣树，自称姓名：“从长安还，欲启消息。”须臾，昔驺出，引班如向法而进，因致书焉。府君请曰：“当别再报。”班语讫，如厕。忽见其父着械徒作，此辈数百人。班进拜流涕，问：“大人何因及此？”父云：“吾死，不幸见遣[4]三年。今已二年矣，困苦不可处。知汝今为明府所识，可为吾陈之，乞免此役，便欲得社公耳。”班乃依教，叩头陈乞。府君曰：“生死异路，不可相近，身无所惜。”班苦请，方许之。于是辞出还家。

岁余，儿子死亡略尽。班惶惧，复诣泰山，扣树求见。昔驺遂迎之而见。班乃自说：“昔辞旷拙，及还家，儿死亡至尽。今恐祸故未已，辄来启白，幸蒙哀救。”府君拊掌大笑曰：“昔语君‘死生异路，不可相近’故也。”即敕外召班父。须臾，至庭中，问之：“昔求还里社，当为门户作福，而孙息死亡至尽，何也？”答云：“久别乡里，自欣得还，又遇酒食充足，实念诸孙，召之。”于是代之。父涕泣而出，班遂还。后有儿皆无恙。

——《搜神记》

〔注〕[1]胡母班：东汉末名士。“胡母”系复姓。　[2]泰山府君：道教所奉泰山神，传说掌管人间生死。　[3]河伯：神话传说中的黄河水神。　[4]遣：一作“谴”，惩罚之意。

古人通贿权要，谓之“关节”，颇似今之“拉关系”、“走后门”，人间有此招数，阴间也不例外。《列异传·蒋济儿》中，曾叙说魏国的一位领军将军蒋济，去找一位叫孙阿的人，对他说：我那死去的儿子托梦给他母亲，说你就要去任泰山令（鬼官职），请到任之后给他换一个舒适的差事。这位要官不要命的孙阿闻之大喜，并说将军之言一定照办。孙阿死后一个多月，蒋济的儿子又托梦于母，说他已由一个辛苦的小差吏调任官府录事了。这个从阳间开到阴间的“后门”，靠的倒不是“钱”，而是“权”，蒋济以其权势去影响孙阿，孙阿以其手中之权提拔其子，看来“权”也照样可以使“鬼推磨”。如果说蒋济是个“好爸爸”，那么胡母班则是一位“好儿子”。不过这位东汉名士胡母班倒并没有什么钱和权，那么怎么为他父亲敲开“后门”的呢？这就得慢慢道来了。

泰山，早在汉代就被说成是阴府所在，“主召人魂”。胡母班一次经过泰山，治鬼招魂的泰山府君派两名骑士将他邀进官邸，请他捎个信给女婿河伯。一年之后胡母班返家，经过泰山时仍不忘向泰山府君述说传言情况，泰山府君很是感激，并表示欲图报答。当胡母班言毕去上厕所时，忽然看到亡父戴着刑具在服劳役。亡父向他诉说一番痛苦之后，随即要他向泰山府君去说情，请求免除劳役，放回故乡去做个土地神。儿子遵命求情，泰山府君开始倒有点原则性，说：“生死不同路，不能亲近，他的境遇也不必怜惜。”可是经不住胡母班苦苦哀求，也就从其所愿。“后门”就是这样打开了，但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

“乘时蹈机，祸不旋踵。”一年多的时间，胡母班的几个儿子几乎死光了，惊恐之下，只得求告泰山府君。于是泰山府君召见胡母班的父亲，责问道：你要求回乡做土地神，理当造福家庭，如今你的孙子几乎死完了，这是什么原因？胡母班的父亲说：久别乡里，欣喜返归，又遇上丰盛酒菜，实在思念孙子们，所以就把他们召来了。泰山府君听后，下令革去其职，改派土地神，此后胡氏一家平安无事。作品的本意也许只在宣扬“生死异路”，“发明神道之不诬”。但是，细细品味，亦会另有发现。其一，世事纷纷，无奇不有。有权者固然可以谋私，如蒋济之流；无权者亦未尝不可以利用关系敲开“后门”。胡母班为泰山府君送信倒是本无此意，却不料被精于“关系学”的父亲及时抓住，于是“好儿子”便将那点传书之劳，作为“拉关系”的筹码，加以充分利用，拉者与被拉者无须明言，各自心中有数，写得颇有特色；其二，由“后门”而得益者固然大有人在，否则你怎么解释从古至今，是人是鬼，“走”之不绝呢！不过，“福兮祸所依”，由“后门”而得“祸”者也不乏其人，胡母班走通了“后门”，却付出了几个儿子的代价，殆是始料不及吧？“善游者溺，善骑者堕，各以其所好，反自为祸。”（《淮南子·原道训》）辩证法就是这么奇妙、无情，巧于弄权、精于“后门”者，亦可思之。

作品在表现上也采用了“逞神思而施以人化”（鲁迅语）的手法，而且还“化”得相当成功。泰山府君虽官高位重，却也不是什么事事正确的神仙，胡母班向他禀报传书情况之后，即致谢意，并表示“当别再报”。也就是这种图报之心，终使“原则”化为乌有，酿成了无可挽回的恶果。后来他对胡母班父亲的处置，又显示了他严明果断、不忘旧情。可以说他的过失与严明，都与“情义”二字有关，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吧，这位手操生死的鬼官，并不使人闻之色变，恰恰相反，倒给人几分似曾相识之感。就是河伯对胡母班的殷勤接待，临别赠物，也都充满着人世的情理。至于胡母班的父亲，则是另一种形象。他死后“见遣三年”。之所以如此，殆是生前罪孽所致，然而他不思赎罪，却见机而上，出谋划策，利用“关系”，一要放出，二要“位子”。一切到手便得意忘形，得志猖狂，摧残生灵，显然是一个巧于钻营，贪得无厌，连子孙也不顾及的“恶鬼”。这一形象人们也并不怎么陌生吧？同是神鬼，各具特色，作者不着墨于外形，而是通过各自的言行刻画其精神品貌，这就使形象更具深度了。

这个故事的规模已经突破一般“志怪”的格局，但是，事多而不散，“人”多而不乱，“人”与事，事与事，“人”与“人”，环环相扣，使情节得以曲折而自然地向前演进。胡母班系泰山人氏，因而他两过泰山，一出一返，传书与禀报也就顺理成章，而无生编硬凑之感；前面大段写受命传书之经过，实为泰山府君感激图报作铺垫，而这又是胡母班父亲能见机出谋、胡母班能大胆求情的因由。前有“不可相近”之言，后以“相近”为害，再以“代之”则宁，加以反复验证，一呼一应，开合有致；就是河伯赠物亦非闲笔，既显示了酬谢之情，更为日后泰山府君深信传书确至，作了伏笔。这种细针密线、构思精微，都反映了作者围绕中心创造故事的用心与才能。后世传奇小说的创作，无疑从这里获得了不少启示。

（赵其钧）

［晋］干宝

郭璞，字景纯，行至庐江[1]，劝太守胡孟康急回南渡，康不从。璞将促装去之，爱其婢，无由得，乃取小豆三斗，绕主人宅散之。主人晨起，见赤衣人数千围其家，就视则灭，甚恶之。请璞为卦。璞曰：“君家不宜畜此婢，可于东南二十里卖之，慎勿争价，则此妖可除也。”璞阴[2]令人贱买此婢。复为投符于井中，数千赤衣人一一自投于井。主人大悦。璞携婢去。后数旬而庐江陷。

——《搜神记》

〔注〕[1]庐江：郡名。治今安徽庐江西南舒城。　[2]阴：暗地里。

汉代宗教迷信盛行，方术之士应运而生，每一个方术之士都要借用、编造一些奇奇怪怪的故事，以显示其法术，这可以说是“志怪”中的一大支流。就这类故事内容而言，也极其复杂，有以“法术”济世救人的，如寿光侯杀蛇以愈人病，樊英嗽水灭火，等等，虽亦虚妄，但还有曲折地反映人们消灾灭祸的希望，与济世救人的道德理想。而有的则仅仅是为“法术”而“法术”，旨在“矜其所能”而已，如徐登与赵昞的斗法（以上均见《搜神记》）。更有等而下之，运用法术夺人所爱的，就如我们要讲的这则故事：

郭璞喜爱胡孟康的婢女，既不直说，也想不出什么正当的办法，便施法术。他于夜深人静时绕宅撒豆，胡孟康晨起，见赤衣人数千围其家，近视却无踪影，神秘诡异，心生厌恶，于是“请璞为卦”——“卦”以告之的无非是反复强调一定要去掉“此婢”。如何去掉？卖之。如何卖之？不仅指明地点，还交代“慎勿争价”。言简意赅，用心良苦。待到胡孟康决意卖之，郭璞便进行第三步——暗中派人前去以贱价买下。最后，失婢者“大悦”，得婢者不动声色携之而去。

就当时来说，等同于奴隶、玩物的婢女，可以买卖，可以赠送，本无地位可言，何况郭璞既没有“白拿”，也没有豪夺，因而他的“巧取”，既可视作风流佳话，还可以炫耀其“精于卜筮”的法术，所以直到为其立传的《晋书》也公然收入此事。不过，就事而论，这种夺人之所有为己有的骗术，总不是什么高雅之举，而作为他“嗜酒好色，时或过度”（《晋书·郭璞传》）的一个例证，倒是颇为合适的。但是骗术之所以得计，倒也不是没有值得思索的地方。

在写作上，小豆三斗之化为赤衣人数千，是一个出奇的构想，是本篇较引人的细节。

（赵其钧）

［晋］干宝

魏济北[1]郡从事掾[2]弦超，字义起。以嘉平[3]中夜独宿，梦有神女来从之。自称天上玉女，东郡[4]人，姓成公[5]，字知琼，早失父母，天帝哀其孤苦，遣令下嫁从夫。超当其梦也，精爽感悟，嘉其美异，非常人之容。觉寤钦想，若存若亡。如此三四夕。

一旦，显然来游，驾辎车[6]，从八婢，服绫罗绮绣之衣，姿颜容体，状若飞仙。自言年七十，视之如十五六女。车上有壶榼，青白琉璃五具。饮啖奇异，馔具醴酒，与超共饮食。谓超曰：“我，天上玉女。见遣下嫁，故来从君。不谓君德，宿时感运，宜为夫妇。不能有益，亦不能为损。然往来常可得驾轻车，乘肥马，饮食常可得远味异膳，缯素常可得充用不乏。然我神人，不为君生子，亦无妒忌之性，不害君婚姻之义。”遂为夫妇。赠诗一篇，其文曰：“飘飖浮勃逢[7]，敖曹云石滋[8]。芝英[9]不须润，至德与时期。神仙岂虚感，应运来相之。纳我荣五族，逆我致祸灾。”此其诗之大较。其文二百余言，不能悉录。兼注《易》七卷，有卦有象，以彖为属。故其文言既有义理，又可以占吉凶，犹扬子之《太玄》、薛氏之《中经》也[10]。超皆能通其旨意，用之占候。

作夫妇经七八年，父母为超娶妇之后，分日而燕[11]，分夕而寝，夜来晨去，倏忽若飞。唯超见之，他人不见。虽居暗室，辄闻人声，常见踪迹，然不睹其形。后人怪问，漏泄其事。玉女遂求去，云：“我，神人也。虽与君交，不愿人知。而君性疏漏，我今本末已露，不复与君通接。积年交结，恩义不轻，一旦分别，岂不怆恨？势不得不尔，各自努力！”又呼侍御，下酒饮啖。发簏[12]，取织成裙衫两副遗超。又赠诗一首，把臂告辞，涕泣流离。肃然升车，去若飞迅。超忧感积日，殆至委顿。

去后五年，超奉郡使至洛[13]，到济北鱼山[14]下，陌上西行，遥望曲道头有一马车，似知琼。驱驰前至，果是也。遂披帷相见，悲喜交切。控左援绥，同乘至洛，遂为室家，克复旧好。至太康[15]中犹在。但不日日往来，每于三月三日、五月五日、七月七日、九月九日、旦、十五日，辄下往来，经宿而去。张茂先为之作《神女赋》[16]。

——《搜神记》

〔注〕[1]济北：郡名。治今山东长清县。　[2]从事掾：州郡长官的僚属。　[3]嘉平：魏齐王曹芳年号（249—254）。　[4]东郡：郡治今河南濮阳。　[5]成公：复姓。　[6]辎（zīpíng）车：一种有帷盖帷幕的小车。　[7]勃逢：即渤蓬，指渤海蓬莱仙境。　[8]敖曹云石滋：敖曹，即嗷嘈；云石，指云板、石磬等乐器；滋，滋生，奏出的意思。　[9]芝英：灵芝草。　[10]“犹扬子”句，当是后人误入文中。薛氏《中经》待考。　[11]燕：通“宴”，宴饮的意思。　[12]簏（lù）：用竹藤之类编织的箱柜。　[13]洛：指洛阳。这句意思是说弦超奉郡吏差遣去洛阳。　[14]鱼山：在今山东东阿西。《太平寰宇记》：“东阿县鱼山，一名吾山。”　[15]太康：晋武帝司马炎年号（280—289）。　[16]张茂先：即张华，字茂先，晋代文学家。《神女赋》一文，《艺文类聚》作张敏著。张敏，“太原中都人，……太康初，出为益州刺史”（《全晋文》八十）。

这是一个人、神结合的故事，有着引人入胜的情节：神女梦中来——携酒结良缘——隔日“分夕”会——挥泪伤别离——有情终相聚。在这一系列曲折浪漫的情节中，贯串着一位神化的女性——知琼。然而，神的外衣并没有使她远离尘世，她既有时代的烙印，更有超越时代的理想的光辉。作者以渍染的技法多侧面、多层次地塑造了这一形象。“嘉其美异，非常人之容”，是弦超梦中的感知，所以还不甚具体；“驾辎车……视之如十五六女”，这是“显然来游”之所见，服饰容颜，衣着神态，一一描绘，与上文之“美异”相呼应，完成了对她的外表的刻画。“车上有壶……与超共饮食”，这是预先设计与安排的，使情节自然过渡到交谈的场面，也表现了一个女性特有的细心周到。她自述身份、来意，进而指出结合的原因——“不谓君德，宿时感运”。这里既有对对方的体认，也是彼此缘分所致。“不能有益，亦不能为损”，是对婚后颇为冷静的预测。她不因为可以带来轻车肥马、美味异膳而自夸，她也不隐瞒不能为君生子的遗憾，如果说前者显得纯朴谦逊，那么后者则表现出惊人的坦诚。“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七出”中的第一条便是“无子”。女人无子是随时可以被赶出家门的，是无权享受婚姻、家庭生活的。知琼的主动与坦诚，正反映了她无视封建社会早已确立的法规，而要去勇敢地追求一个人应该得到的平等与幸福！当然，“不害君婚姻之义”，也反映了时代的局限，但同时也体现了她具有超越一般的豁达与贤明。如果说透过这一番谈话，可以看出知琼的某些性格和品德，那么下面的赠诗、注《易》，又表现了她才思不凡，其实这一点也是有悖于封建礼教的。《大戴礼记·主言》说：“七教者，治民之本也。”其中就有“女憧，妇空空”之说，“憧，无知也；空空，无识也”（王聘珍《解诂》）。把妇女“教”得无知无识才是封建统治者的理想，所谓愚为女德。这种思想贯穿了整个封建社会，以至于弄得妇女虽是能诗能文，也要自认不是：“女子弄文诚可罪，那堪咏月更吟风！磨穿铁砚非吾事，绣折金针却有功。”（朱淑贞《自责》）更何况知琼的这首诗，那种快语直言自谈婚事，缙绅先生岂敢直视！当弦超父母为其娶妇之后，果真是相聚有时，言而有信。后来事泄而去，遗物赠诗，爱而不妒，恩义不忘，既不溺于情，而又深于情。五个春秋悄然而逝，终又有曲道相候，不正是她追求与执着的深情所致吗！总之，只要把这一形象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内来考察，是不难发现她的言行、品德和才情，都焕发出与封建传统相悖逆的光彩。

这个形象的塑造也不是孤立的，与之相伴随的还有“天帝”与弦超。是体恤、爱怜她的“天帝”使她走向尘世，踏上了这条生活之路，形象的现实性也就由此生发；而弦超又是她得以实现愿望的伴侣。作者对弦超的笔墨不多，却也传神。他一梦钟情，眷恋难遣；不唯情深，且是知音。他不仅完全接受了知琼那一席不寻常的高论，结为夫妻，而且对她的诗文“皆能通其旨意”。他不敢违抗父母之命而娶亲，后又“漏泄其事”，这些不甚完满之处，不仅增添了人物的真实性，也为测试弦超的感情巧作准备。知琼离去，他没有事过境迁，意淡情消，而是“忧感积日，殆至委顿”。那“西行遥望”，见一马车，便觉似她，亦非偶然，也是彼此深知、心有灵犀的感悟吧！果然相见，悲喜交加，克复旧好，笔触洗练，情溢言表。作品对弦超的爱恋、相思之情的描写，实际上也就反映了他超凡的心灵境界，脱俗的婚恋观念。无疑，弦超也是一个具有理想色彩的人物。

一般的“志怪”偏重叙事，人物形象并不鲜明，而在这个故事里却大不相同。那些浪漫的、传奇式的情节，虽是曲折动人，但你稍加琢磨，便可体会到其目的不过是透过那些悲欢离合，有意识地逐渐展现人物思想、性格、情感的各个层面，使形象变得更为生动、丰满。这显然已不同于那些一条一事、粗陈梗概的写法，为后世传奇小说的创作积累了有益的艺术经验。

（赵其钧）

［晋］干宝

汉董永，千乘[1]人。少偏孤，与父居，肆力田亩，鹿车[2]载自随。父亡，无以葬，乃自卖为奴，以供丧事。主人知其贤，与钱一万，遣之。永行三年丧毕，欲还主人，供其奴职[3]。道逢一妇人，曰：“愿为子妻。”遂与之俱。主人谓永曰：“以钱与君矣。”永曰：“蒙君之惠，父丧收藏。永虽小人，必欲服勤致力，以报厚德。”主曰：“妇人何能？”永曰：“能织。”主曰：“必尔者，但令君妇为我织缣百匹。”于是永妻为主人家织，十日而毕。女出门，谓永曰：“我，天之织女也。缘君至孝，天帝令我助君偿债耳。”语毕，凌空而去，不知所在。

——《搜神记》

〔注〕[1]千乘：郡名。治今山东高青。　[2]鹿车：一种用人力推挽的小车。汉应劭《风俗通》：“鹿车窄小，裁容一鹿也。”　[3]供其奴职：意思是做奴仆以尽还债的职责。

董永年少丧母，父子相依，就是下地干活，也要用小车推着父亲同去，他不放心让父亲独坐家中。父亲去世，卖身为奴，也要把丧事办得妥妥当当。小说一写生前，一说死后，刻画出一个典型的孝子形象。如此孝心，实可感天动地。“主人知其贤，与钱一万”；“缘君至孝，天帝令我助君偿债”：一则写人，一则写神，人神共助，其孝感之效应得以生动展现。选材精炼，叙事利落，虚实相生，巧于构思，“志怪”艺术步入成熟之境，于此可见。本篇的结尾，写出织妇（实为上天所派织女）“凌空而去，不知所在”，更有不尽之余韵，令人浮想不已。

人们之所以讲“孝”，就是由于生活中有不孝。古人说“重资财，薄父母，不成人子”，如今此等情事不亦屡有所见吗？本篇的写作，热情歌颂了孝子董永，正寄托当时人们对“孝道”这一美德的肯定。

（赵其钧）

［晋］干宝

吴时有徐光者，尝行术于市里。从人乞瓜，其主勿与，便从索瓣，杖地种之。俄而瓜生蔓延，生花成实，乃取食之。因赐观者。鬻者反视所出卖，皆亡耗矣。凡言水旱，甚验。

过大将军孙门，褰衣而趋，左右唾践。或问其故，答曰：“流血臭腥，不可耐。”闻，恶而杀之。斩其首，无血。及废幼帝，更立景帝，将拜陵，上车，有大风荡车，车为之倾。见光在松树上，拊手指挥，嗤笑之。问侍从，皆无见者。俄而景帝诛。

——《搜神记》

“商人重利”，自古皆然。但是，有重利而不忘义礼者，亦有逐利而乏善心者，此又不可一概而论。本文中徐光所遇到的这位卖瓜者，显然属于后者。徐光向卖瓜人乞讨，他无动于衷，一毛不拔。徐光随即用手杖在地上捣了一个洞，向人要了一粒瓜籽种下去，“俄而瓜生蔓延，生花成实”。不仅自己剖瓜大啖，且广赠观者，煞是新奇热闹。卖瓜者回头一看，自己的瓜摊已是一净如洗。作者在这个故事之后，插入“凡言水旱，甚验”六字。介绍徐光的法术，还可预测水旱，救众人于灾难之前，不着痕迹地为下一个故事下了伏笔。

太平元年（256）吴国骄矜淫暴的丞相、大将军孙峻死，其从弟孙继而辅政。太平三年九月，孙废幼帝孙亮为会稽王，十月迎立琅邪王孙休为景帝。以大将军为丞相，恃贵倨傲，景帝恐其有变，于是年十二月借腊会（腊月祭祀）之机，设计斩之。文中的后一则故事便在此基础上，虚虚实实，敷衍幻化而成。以幻写真，以真传幻，本来就是“志怪”创作的一种艺术手法。徐光过孙之门，“褰衣而趋，左右唾践”，故作异态，引人发问，答曰：“流血臭腥，不可耐。”如此臭腥，他人不闻，是以其神异，表现了“智者见于未萌”。按之常情，孙知之该是前趋请教，退而言之亦可自省自慎。可是恰恰相反，“闻，恶而杀之”。可见得志猖狂，凶残毕露。谁知“斩其首，无血”。如此奇异，孙仍无丝毫触动与收敛，真是权迷心窍，“心暗则照有不通”，还要继续导演一场“废立之戏”。岂料戏刚收场，“导演”却被他拥上舞台的“角色”送归西天，确是一幕难得的自作自受的好戏！好戏之前，还有一个并非多余的插曲，徐光呼风倾车，这正暗示了斩首之时，他早以用幻术脱身，逃之夭夭，前后照应，“无血”之谜，不解自开。作者之爱憎，世人之心态，祸福之因果，时代之面貌，不都藏在这“满纸荒唐”之中吗！

（赵其钧）

［晋］干宝

左慈[1]，字元放，庐江[2]人也，少有神通。尝在曹公[3]座，公笑顾众宾曰：“今日高会，珍羞略备。所少者，吴松江鲈鱼为脍。”放云：“此易得耳。”因求铜盘，贮水，以竹竿饵钓于盘中。须臾，引一鲈鱼出。公大拊掌，会者皆惊。公曰：“一鱼不周坐客，得两为佳。”放乃复饵钓之。须臾，引出，皆三尺余，生鲜可爱。公便自前脍之，周赐座席。公曰：“今既得鲈，恨无蜀中生姜耳！”放曰：“亦可得也。”公恐其近道买，因曰：“吾昔使人至蜀买锦[4]，可敕人告吾使，使增市二端[5]。”人去，须臾还，得生姜。又云：“于锦肆下见公使，已敕增市二端。”后经岁余，公使还，果增二端。问之，云：“昔某月某日，见人于肆下，以公敕敕之。”

后公出近郊，士人从者百数。放乃赍[6]酒一罂，脯一片，手自倾罂，行酒百官，百官莫不醉饱。公怪，使寻其故。行视沽酒家，昨悉亡其酒脯矣。公怒，阴欲杀放。放在公座，将收之，却入壁中，霍然不见。乃募取之。或见于市，欲捕之，而市人皆放同形，莫知谁是。

后人遇放于阳城山头，因复逐之，遂走入羊群。公知不可得，乃令就羊中告之曰：“曹公不复相杀，本试君术耳。今既验，但欲与相见。”忽有一老羝[7]，屈前两膝，人立而言曰：“遽如许。”人即云：“此羊是。”竞往赴之，而群羊数百，皆变为羝，并屈前膝，人立云：“遽如许。”于是遂莫知所取焉。

——《搜神记》

〔注〕[1]左慈：东汉末人。　[2]庐江：汉末郡名，治所在今安徽省境内。　[3]曹公：曹操。　[4]锦：彩锦。　[5]端：汉时布帛的长度单位。　[6]赍（jī）：带着。　[7]羝：公羊。

尊刘抑曹的社会风尚形成于何代何朝？我从前一直未加深思。总以为既然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还以魏为正统，很可能从朱熹开始以蜀汉为正统，然后经过《三国志平话》、《三国演义》以及大量三国戏，把尊刘抑曹的思想感情广泛地散布于人民群众之中。

南朝宋裴松之注陈寿《三国志》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使我们看到了一度失传的《曹瞒传》。这篇别传，把曹操的险恶用心、奸诈莫测以及种种狼狈不堪的丑态写得淋漓尽致，为后世鞭挞曹操的文艺作品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而《曹瞒传》当然是裴松之以前的作品，可以认为曹操逝世不久，此文就已问世。也就是说，在当时对曹操极为反感、鄙视的人就比比皆是了。

《左慈》原载于《搜神记》，上距曹操之死恐怕也不到200年。与《搜神记》同为晋代著作的《博物志》（张华著）说曹操好养性法，亦解方药，招引之士，庐江左慈、谯郡华佗、甘陵甘始、阳城郗俭等无不毕至。可见左慈不仅实有其人，而且曾被曹操作为方术之士而招致在身边的。

古人写曹操的奸诈或狼狈，大抵有两种不同的手法。一是依据一定的史实而加以极度的夸张，如宛城遇张绣、潼关遇马超、华容遇关羽等；另一种就是让某些神怪色彩的人物对他百般戏弄，使他暴跳如雷，要想杀死对方，但总是捉不到，即使捉到，无非再受一次嬉弄或辱骂，仍旧杀他不死，而且很快就逃逸无踪了。《左慈》这一篇既有历史人物可考，又荒诞不经，是把两种手法结合起来写了。

真正的曹操在世时位极人臣，挟天子而令诸侯，又生性残忍猜疑，视别人的生命如草芥。后世之人难免仍有遗恨耿耿于心，《左慈》这一类记载，正是对曹操极度反感的产物。

曹操并不满足于挟天子以令诸侯，他是一个贪欲无度的大野心家，他所以要罗致方术之士，也是为了实现他的政治野心这一大目标。方术之士有无方术？对他曹操的忠实程度又如何？曹操无时无刻不在密切注意，无时无刻不在试探考验；而那些方术之士又无时无刻不在思考如何保全自己或如何报复曹操。在这种情况之下，自然很可能产生《左慈》中所记载的某类事件的。

《三国演义》第六十八回是《甘宁百骑劫魏营，左慈掷杯戏曹操》，其中关于左慈的故事情节都从本篇采择，不过又加以较多的丰富和发展了。

（蒋星煜）

（？—336）东晋史学家、文学家。字令升。新蔡（今属河南）人。勤学博闻，并好阴阳术数。元帝时以佐著作郎领修国史，著《晋纪》，时称良史，今已佚。又感于生死之事，撰集古今神祇灵异人物变化，成《搜神记》，原书已佚，今存后人辑本。

［晋］葛洪

壶公者，不知其姓名也。今世所有召军符、召鬼神治病玉府符，凡二十余卷，皆出自公，故总名“壶公符”。时汝南[1]有费长房者，为市掾，忽见公从远方来，入市卖药，人莫识之。卖药口不二价，治病皆愈。语买人曰：“服此药，必吐某物，某日当愈。”事无不效。其钱日收数万，便施与市中贫乏饥冻者，唯留三五十。常悬一空壶于屋上，日入之后，公跳入壶中，人莫能见。唯长房楼上见之，知非常人也。长房乃日日自扫公座前地，及供馔物，公受而不辞。如此积久，长房尤不懈，亦不敢有所求。

公知长房笃信，谓房曰：“至暮无人时更来。”长房如其言即往。公语房曰：“见我跳入壶中时，卿便可效我跳，自当得入。”长房依言，果不觉已入。入后不复是壶，唯见仙宫世界，楼观重门阁道，公左右侍者数十人。公语房曰：“我仙人也，昔处天曹，以公事不勤见责，因谪人间耳。卿可教，故得见我。”长房下座顿首曰：“肉人无知，积罪却厚，幸谬见哀悯，犹入剖棺布气，生枯起朽。但恐臭秽顽弊，不任驱使。若见哀怜，百生之厚幸也。”公曰：“审尔大佳，勿语人也。”

公后诣长房于楼上，曰：“我有少酒，相就饮之。”酒在楼下，长房使人取之，不能举盎；至数十人，莫能得上。乃白公。公乃下，以一指提上，与房共饮之。酒器如拳许大，饮之至暮不竭。告长房曰：“我某日当去，卿能去乎？”房曰：“欲去之心，不可复言。欲使亲眷不觉知去，当有何计？”曰：“易耳。”乃取一青竹杖与房，戒之曰：“卿以竹归家，便可称病，以此竹杖置卿所卧处，默然便来。”房如公言，去后，家人见房已死，尸在床，乃向竹杖耳，乃哭泣葬之。

房诣公，恍惚不知何所。公乃留房于群虎中，虎磨牙张口欲噬房，房不惧。明日又内于石室中，头上有一方石，广数丈，以茅绹[2]悬之。又诸蛇来啮绳，绳即欲断，而长房自若。公至，抚之曰：“子可教矣。”又令长房啖屎兼蛆长寸许，异常臭恶，房难之。公乃叹谢遣之曰：“子不得仙道也！赐子为地上主者，可得寿数百岁。”为传封符一卷付之，曰：“带此可主诸鬼神，常称使者，可以治病消灾。”房忧不得到家。公以一竹杖与之曰：“但骑此，得到家耳。”房骑竹杖辞去，忽如睡，觉已到家。家人谓是鬼，其述前事，乃发棺视之，唯一竹杖，方信之。房所骑竹杖，弃葛陂[3]中，视之乃青龙耳。初去至归，谓一日，推问家人，已一年矣。

房乃行符收鬼治病，无不愈者。每与人同坐共语，常呵嗔怒。问其故，曰：“嗔鬼耳。”时汝南有鬼怪，岁辄数来郡中，来时从骑如太守，入府打鼓，周行内外，尔乃还去，甚以为患。房因诣府厅事，正值此鬼来，到府门前。府君驰入，独留房。鬼知之，不敢前。房大叫呼曰：“便捉前鬼来！”乃下车伏庭前，叩头乞曰改过。房呵之曰：“汝死老鬼，不念温良，无故导从，唐突官府。自知合死否？急复真形！”鬼须臾成大鳖，如车轮，头长丈余。房又令复人形，房以一札符付之，令送于葛陂君。鬼叩头流涕持札去。使人追视之，乃见符札立陂边，鬼以头绕树而死。

房后到东海，东海大旱三年。谓请雨者曰：“东海神君前来淫葛陂夫人，吾系之。辞状不测，脱然忘之，遂致久旱。吾今当赦之，令其行雨。”即便有大雨。房有神术，能缩地脉，千里存在，目前宛然，放之复舒如旧也。

——《神仙传》

〔注〕[1]汝南：汉郡名，郡治在今河南上蔡。　[2]绹（táo）：绳索。　　[3]葛陂：泽名，在今河南新蔡北部。

本篇若按旧时的作文惯例，当改称“壶公费长房合传”，因为它合述了神仙史上的两位重要人物。他们为后代的文人留下了不少常用的典故，如“悬壶”、“壶天”、“竹杖化龙”、“缩地术”等；最著名的还有一则不载于本文而见于吴均《续齐谐记》的费长房桓景故事，导致了重阳节登高、佩茱萸、饮菊花酒等风俗习惯的产生。

今人以“悬壶”为行医的代称，因为行医是壶公的公开职业。但“卖药口不二价”却并非他的专利，东汉时有个韩康以同样的做法执行三十余年而名闻于世，分不清孰先孰后。壶公不计较医疗费用，他很有钱。他的“跳入壶中”，“不复是壶，唯见仙宫世界”，既有“一粒粟中藏世界”的哲理，又有摒弃红尘、创造个人天地的美学意味。前者启迪了“橘中叟”、“鹅笼书生”等传说的产生，后者则成为神仙行世的范本。《太平广记》中《裴谌》、《卢李二生》两篇，都写真人不露相，一副寒酸落魄的样子。而当以富贵骄人的朋友应邀到他们家中作客时，才发现是见所未见的“仙宫世界”。汉代崇尚神仙术，修道需要一定的资本。而当时多盗贼，社会治安无保障，所以不露富是中国求仙者的职业习惯。

再说说费长房，在本篇中也有几处耐人玩味的地方。

神仙的传道授业、寻找接班人，用道家的术语说，是“投缘”，叫师父一碰上就觉得顺眼。费长房利用住在对楼的有利条件，发现了壶公内室的秘密，确实是独具慧眼。但他的设法接近，却是“日日自扫公座前地，及供馔物”，而壶公也“受而不辞”。看来，感情联络是万事取得成功的要诀，连神仙也不能免俗。

壶公为了考察费长房是否具备“可教”的资格，制造了猛虎噬人、草绳悬石等幻象，用以考验对方的胆量、定力，这无可厚非；但“又令长房啖屎兼蛆长寸许，异常臭恶”，这就未免不近人情了。明人笔记载某丐仙为答谢慷慨的施主而还席，捧上的菜肴竟是一具煮熟了的男婴尸体，在满座拒绝进食后才惋惜地揭晓说这是可使人服后成仙的人参，这也同本篇的做法一样谑而近虐。凡夫俗子而能经受住这种考验的，据我所知只有《太平广记》中的《王老》一则：一个老道士全身长满流脓的疔疮，跳进酒缸洗澡，然后要求王老夫妇把酒喝下去，而夫妇俩竟毫不迟疑地照办了，于是得成了仙道。神仙们的这种测试方法是否含有涤俗除垢的象征含义不得而知，总之费长房未能过关，功亏一篑。

但费长房成为“地上主者”后管得很宽，除了“收鬼治病”外，还介入了东海神君与葛陂夫人的“桃色案件”。故事强调了“葛陂”的地位，将这弹丸之泽与浩瀚的东海比肩并提，可见是当地土著的传说。但这一传说因本篇的复述而影响广远，日后郦道元著《水经注》即对此深信不疑。

《后汉书》有《费长房传》，辑入了本篇的大部分内容，也有少量的补充，说费长房“后失其符，为众鬼所杀”，也就是说在晋末刘宋初范晔作史的年代，费长房已不在人世了。壶公虽无单独立传载入正史的荣幸，却也未在后人著作中销声匿迹，且还有新的发明，如《丹台录》说他姓谢名玄，陶弘景《真诰》则称他真名当为施存，是孔子的弟子，等等。直到《历世真仙体道通鉴》（成书于元代），还有他同赤松子、吕洞宾、陈抟等同游的记载，远比“得寿数百岁”的徒弟享年长久。费长房得罪了太多的鬼神，“为众鬼所杀”也是意料中事。不过《酉阳杂俎》有“地下主者，二百八十年，乃得进处地仙之道”的说法，相当于今时所谓的“考察期”。他是否去做“地仙”去了？时间上倒有几分吻合。

（穆俦）

［晋］葛洪

栾巴者，蜀郡成都人也。少而好道，不修俗事。时太守躬诣巴，请屈为功曹[1]，待以师友之礼。巴到，太守曰：“闻功曹有道，宁可试见一奇乎？”巴曰：“唯。”即平坐，却入壁中去，冉冉如云气之状，须臾，失巴所在。壁外人见化成一虎，人并惊。虎径还功曹舍。人往视虎，虎乃巴成也。

后举孝廉，除郎中，迁豫章太守。庐山庙有神，能于帐中共外人语，饮酒，空中投杯。人往乞福，能使江湖之中分风举帆，行各相逢。巴至郡，往庙中，便失神所在。巴曰：“庙鬼诈为天官，损百姓日久，罪当治之。”以事付功曹，巴自行捕逐。“若不时讨，恐其后游行天下，所在血食，枉病良民，责以重祷。”乃下所在推问山川社稷，求鬼踪迹。此鬼于是走至齐郡[2]，化为书生，善谈五经，太守即以女妻之。巴知其所在，上表请解郡守，往捕。其鬼不出。巴谓太守：“贤婿非人也，是老鬼诈为庙神，今走至此，故来取之。”太守召之，不出。巴曰：“出之甚易，请太守笔砚设案。”巴乃作符。符成，长啸空中，忽有人将符去，亦不见人形。一坐皆惊。符至，书生向妇涕泣曰：“去必死矣！”须臾，书生自赍符来，至庭，见巴不敢前。巴叱曰：“老鬼何不复尔形！”应声即便为一狸，叩头乞活。巴敕杀之。皆见空中刀下，狸头堕地。太守女已生一儿，复化为狸，亦杀之。巴去，还豫章。郡多鬼，又多独足鬼，为百姓病。巴到后，更无此患，妖邪一时消灭。

后征为尚书郎[3]。正旦大会，巴后到，有酒容。赐百官酒，又不饮，而面南向噀之。有司奏巴不敬。诏问巴，巴曰：“臣乡里以臣能治鬼护病，生为臣立庙。今旦有耆老皆来臣庙中享臣，不能辞，早饮之，是以有酒容。臣适见成都市上火，臣故漱酒为雨救之，非敢不敬。当请诏问，虚诏抵罪。”乃发驿书问成都。已奏，言正旦食后失火，须臾，有大雨三阵，从东北来，火乃止，雨着人皆作酒气。

后一旦，忽大风雨，天地晦冥，对坐不相见。因失巴所在。寻闻巴还成都，与亲故别，称不更还。老幼皆于庙中送之。云：去时亦风雨晦冥，莫知去处也。

——《神仙传》

〔注〕[1]功曹：汉代州郡分管赏罚事务的佐吏。　[2]齐郡：今山东益都县。　[3]尚书郎：朝廷掌文书章奏的中级官员。

这篇神仙传记，着重介绍了栾巴穿壁、捉鬼及噀酒救火的三大奇行，写得颇为生动。

穿壁是遁形术的一种，中国神仙的作为十分奇特，即将“遁形”和“变化”结为一体。神话传记中常有“坐在立亡”的话，从字义上说，这显然指遁身的本领，而明人徐应秋《玉芝堂谈荟》却将变形术也列于其间，所示的例证便有本文栾巴的化虎。据说只要授得“灵宝秘文九化十变之书”，便能变化如意，所以从《神仙传》到《西游记》无不任意加以渲染和设计，而这神通也成为神仙故事中使人印象深刻的内容。

道教本是生活化的宗教，与医、巫俱有渊源，驱邪除祟是当然的功课。后汉时道教已出现门派，不同的派别之间常常互相斗法攻讦，这就是本文栾巴降伏同样具有功夫的“庙鬼”的实际底蕴。值得注意的是，东晋孝道派首领许逊有一段传说与此大同小异。故事也是发生在豫章（今江西南昌一带），只是对象以“蛟蜃精”替代了“庙鬼”，化名慎郎，同样以书生面目出现并娶了太守女儿为妻，而许真君也是不客气地逼到太守的府上让其显出了原形。本篇中的“独足鬼”，在许逊故事中也有出现，看来并未彻底从江西地面上消灭。许逊晚于栾巴近二百年，后代的信徒们竟未怀疑过真君的这段经历近于剽袭，真是奇怪得很。

栾巴最为人熟知和传诵的异行，当是噀酒灭火，偏偏如此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又未能成为他的专利。《后汉书·郭宪传》载郭宪随刘秀行南郊礼，忽然含酒三噀，说是齐国失火，喷酒扑灭，后果如其言。郭宪的时代早于栾巴。《晋书·佛图澄传》载佛图澄登洛阳中台，意识到幽州失火，“取酒噀之，久而笑曰：救已得矣。”这些都见于正史。《楚国先贤传》载樊英噀酒救成都火，《神仙传》载成武丁噀酒救临武火，还有邵信臣噀水化雨救火，等等，他们都是栾巴的同时代人。这些故事大多发生在朝会、府宴等正式场合，常常是有司先劾其行为的“大不敬”，要过几天后才从受灾地区传来确报，而且无不强调及时雨中含有酒气：如出一辙，显然是同一传说的不同版本。我很怀疑成武丁才是故事的原型（说见后），但历来都公推栾巴为作俑的代表。庾信《见游春人》诗即有“那能学噀酒，无处似栾巴”之语，可见这样的看法形成已久。

《后汉书》有栾巴传。传中说他“四迁桂阳太守”，而成武丁恰恰是桂阳郡人。成武丁在太守周昕的公宴上噀酒，司仪弹劾，周昕派人到临武县取证，有里人张济呈报酒雨，姓名凿凿，不像是作伪的杜撰。湖南沅湘一带自古以来是巫术流行之处，很可能是因栾巴有此一段宦历，而被附会成为噀酒故事的主角。又从史传中可知，栾巴原是一名宦者（太监），后因“阳气通畅”才请求退职，因到桂阳外补。对此读者且莫大惊小怪，因为汉代养生盛行一种啬精爱气的“养阳术”，连出汗小便都力加控制的，栾巴的就任中涓乃为奉信此法，并非他生理功能有什么欠缺。不过，这也就说明了本篇中“屈为功曹”云云的无稽。本篇文末说他一夕风雨中忽失所在，“还成都，与亲故别”，“莫知去处”，看来像是“坐在立亡”本领的又一次发挥。但事实并不然。栾巴在桂阳、豫章等太守任后回朝，官至尚书，因为替“党锢之祸”的清流陈蕃、窦武辩冤，又反对建造皇陵时侵害百姓利益的暴虐行径，得罪了汉灵帝，最后自杀于狱中。当然，故事中的栾神仙，同作为历史人物的栾巴，是不必去强求印证的。

（穆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