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王嘉

尧登位三十年，有巨查[1]浮于西海，查上有光，夜明昼灭。海人望其光，乍大乍小，若星月之出入矣。查常浮绕四海，十二年一周天，周而复始，名曰贯月查，亦谓挂星查，羽人栖息其上。群仙含露以漱，日月之光则如暝矣。虞、夏之季，不复记其出没。游海之人，犹传其神伟也。

——《拾遗记》

〔注〕[1]查：通“槎”，水中浮木，后常指舟筏。

两汉、魏晋求仙之风盛行，方士在帝王和百姓中的鼓动具有两大特征：一是侈谈怪异的事物，以显示自己的夙慧；二是夸饰事物的怪异，以博取听众的惊羡。于是笔记中出现了许多新鲜的名物，伴之以头头是道而光怪陆离的阐释。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它们都是方士的随意杜撰。

邓拓先生在《燕山夜话》中就曾提到过这篇《贯月查》，认为它是一则“宇宙航行的最古传说”，在世界的文字记载中产生最早：“古人已经设想到这条船能够到月球上去，到其他星星上去，所以把它叫做贯月槎和挂星槎。”将“贯月查”作为远古传说的记录而非王嘉个人的想象，这无疑是很有见地的。

然而，邓文仅将它看作古人的一种与后世科学成果巧合的“设想”，而没有想到，这更可能是当时确有其实的见闻。从本篇的记述来看，“浮于西海，查上有光，夜明昼灭”，完全符合现代关于不明飞行物的各种报告和描述的特征。邓先生对“贯月槎”或“挂星槎”的解释也不能令人赞同，其得此嘉名，并非因为“能够到月球上去，到其他星星上去”，而显然是由于其光“若星月之出入”，在光形、亮度、色彩及放射角度上都能随时变化的缘故。而这种放光“乍大乍小”的现象，正是飞碟等外星人飞行器所特有性能的表现。“羽人”、“群仙”，就是指这些外星人了。他们“栖息其上”，用一个简单的操纵动作，都能使“日月之光则如暝矣”，改变局部空间的可视度。在现代人看来，这一切并不是神话。

王嘉本人是道家的方士，但《拾遗记》中丰富的名物和传说，却并非一己之向壁虚构所能。“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尧世在古人心目中的崇隆地位，使它既成为历代无数传说的归墟，也成为后人钩稽旧闻的渊薮。所以这一传闻也未必不存在当真肇自尧代的可能。倘若这样的话，这篇笔记庶可改称“不明飞行物的最古传说”，不失为宇宙科学研究的一则宝贵资料。

港台地区根据“不明飞行物”的英语简称（ＵＦＯ），发明了“幽浮”的音译。用这两个字来比照这篇《贯月查》，真是得其神髓。再说一遍，“贯月查”是百分之百的“幽浮”。

（穆俦）

东晋小说家。字子年。陇西安阳（今甘肃渭源）人。以方术著名，初隐居于东阳谷，弟子追随受业者数百人。后隐于终南山，迁于倒兽山。苻坚累征不起。姚苌入长安，受礼遇。后因预言不吉遭杀。作有小说集《拾遗记》，记事多诡怪。

［晋］干宝

狄希，中山人也。能造“千日酒”，饮之千日醉。时有州人姓刘，名玄石，好饮酒，往求之。希曰：“我酒发[1]来未定，不敢饮君。”石曰：“纵未熟，且与一杯，得否？”希闻此语，不免饮之。复索曰：“美哉！可更与之。”希曰：“且归，别日当来，只此一杯，可眠千日也。”石别，似有怍色[2]。至家，醉死。家人不之疑，哭而葬之。

经三年，希曰：“玄石必应酒醒，宜往问之。”既往石家，语曰：“石在家否？”家人皆怪之，曰：“玄石亡来，服以阕[3]矣。”希惊曰：“酒之美矣，而致醉眠千日，今合醒矣。”乃命其家人凿冢破棺看之。冢上汗气彻天，遂命发冢。方见开目张口，引声而言曰：“快哉，醉我也！”因问希曰：“尔作何物也，令我一杯大醉，今日方醒？日高几许？”墓上人皆笑之，被石酒气冲入鼻中，亦各醉卧三月。

——《搜神记》

〔注〕　[1]发：发酵。　[2]怍色：变色。　[3]服以阕：服阕，古代礼制，父母或夫死，守丧三年，期满除服，称“服阕”。以，已。

人是富于幻想的。长久以来，有人就曾追求暂时死亡、过一段时间之后能够复活的技术，认为这是逃避痛苦的绝妙方法。但这在古代没有成功，在科技发达的今天，仍然还不能实现。

我认为，《千日酒》的主题，乍看是极度形容酒的威力，而在其思想深处，也很可能是对上述理想的曲折的反映。

无论中外古今，人同此心。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里面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朱丽叶假死的情节，所反映的某种观念也有和《千日酒》近似之处，不过一为悲剧，一为喜剧，两者有所不同而已。

同时，《千日酒》又近似寓言，近似杂文。刘玄石就那么甘心喝醉，千日不醒？这代价何等之大！他却在所不惜，仍旧坚持要狄希给他喝。

从坟墓中被挖出来之后，刘玄石无一丝一毫悔意，还大呼“快哉，醉我也”。他对狄希这位使他大醉的造酒者只是感恩而绝不恨、绝不怨也。

实际上，比狄希高明的人也是有的，也不一定要造酒，只要用甜言蜜语，或用艳容绝色，或其他事物，使对方进入醉境，而且从此之后对方就如迷如痴，永远不再清醒了。

看得见的千日酒未必真有；看不见的千日酒，日常生活中随时有，到处有，喝与不喝，就悉听尊便了。

（蒋星煜）

［晋］干宝

东越闽中[1]，有庸岭，高数十里。其西北隙中，有大蛇，长七八丈，大十余围，土俗常惧。东冶都尉及属城长吏多有死者。祭以牛羊，故不得祸。或与人梦，或下谕巫祝[2]，欲得啖[3]童女年十二三者。都尉令长，并共患之。然气厉不息。共请求人家生婢子，兼有罪家女养之。至八月朝祭，送蛇穴口。蛇出，吞啮之。累年如此，已用九女。

尔时预复募索，未得其女。将乐县李诞家，有六女，无男，其小女名寄，应募欲行，父母不听。寄曰：“父母无相，惟生六女，无有一男，虽有如无。女无缇萦[4]济父母之功，既不能供养，徒费衣食，生无所益，不如早死。卖寄之身，可得少钱，以供父母，岂不善耶？”父母慈怜，终不听去。寄自潜行，不可禁止。

寄乃告请好剑及咋蛇犬。至八月朝，便诣庙中坐。怀剑，将犬。先将数石米糍[5]，用蜜灌之，以置穴口。蛇便出，头大如囷[6]，目如二尺镜。闻糍香气，先啖食之。寄便放犬，犬就啮咋，寄从后斫得数剑。疮痛急，蛇因踊出，至庭而死。寄入视穴，得其九女髑髅，悉举出，咤言曰：“汝曹怯弱，为蛇所食，甚可哀愍[7]。”于是寄女缓步而归。

越王闻之，聘寄女为后，拜其父为将乐令。母及姐皆有赏赐。自是东冶无复妖邪之物。其歌谣至今存焉。

——《搜神记》

〔注〕[1]东越闽中：汉代浙闽一带，今福州地区。　[2]巫祝：专门的神职人员。　[3]啖：吃或给别人吃。　[4]缇萦：汉代著名的孝女，曾以身赎父罪。　[5]糍：糯米蒸熟捣碎后做成的食品。　[6]囷：古代圆形谷仓。　[7]哀愍：可悲可怜，愍同“悯”。

本篇为《搜神记》中的名篇之一，它描写一位出身于民间穷苦人家的小姑娘李寄，在危难时刻甘冒生命危险，挺身而出为民斩蛇除害的故事。全篇故事首先交代东越闽中蛇害猖獗，此蛇硕大无比，长七八丈，粗十余围，严重威胁着人们生命财产的安全。然而，官府却束手无策，反而听信巫祝的鬼话，不仅用牛羊，甚至用女童来祭蛇，以求“消灾赐福”。这充分表现了官府的昏聩无能。与后面李寄这样一个小姑娘挺身而出、机智勇敢地为民除去蛇害的行动，正好构成鲜明的对比，展示出巨大的反差。用童女祭蛇，已是十分残忍、极不人道的行为了！更值得注意的是，文中还点明被官府收养后送去祭蛇的女童都是“家生婢子”及“有罪家女”这样两种女孩。“家生婢子”即奴婢所生的女孩，在当时，奴婢所生的子女仍为奴婢，因此官府就毫不手软地将其送去喂蛇，这是何等残酷的现实！而有罪人家的女孩，则因其父母犯“罪”，小小年纪便受株连，也只配去充当蛇的肉食！她们的命运就是这样的悲惨！从这一细节的交代中，我们可以看出即使是“张皇鬼神、称道灵异”的志怪小说，也仍然清晰地反射出那一特定时代社会现实的折光，从而使我们今天的读者对当时的社会现状有所认识。关于李寄的斩蛇过程，作者着墨不多，但对她所精心进行的安排，如准备米糍，将蜜拌和的炒麦粉灌入其中，及怀剑携犬等细节，都交代得清清楚楚，描写亦真实可信。李寄行前与父母告别的话，则写得十分详尽，这一方面表现了李寄的精神境界——如认为自己是女孩，不能供养父母，“徒费衣食，生无所益”……真实地反映了当时那种重男轻女的封建意识之浓厚。但是，恰恰是被当时社会判定为不如男的女孩，比许多男子更勇敢机智！这也是作者见识具有不同一般的地方。

（胡邦炜）

［晋］干宝

吴时，庐陵[1]郡都亭重屋中常有鬼魅，宿者辄死。自后使官莫敢入亭止宿。时丹阳[2]人汤应者，大有胆武，使至庐陵，便止亭宿。吏启不可，应不听。迸从者还外，唯持一大刀，独处亭中。

至三更竟，忽闻有叩阁者。应遥问：“是谁？”答云：“部郡[3]相闻。”应使进，致词而去。倾间，复有叩阁者如前，曰：“府君相闻。”应复使进，身著皂衣。去后，应谓是人，了无疑也。旋又有叩阁者，云：“部郡、府君相诣。”应乃疑曰：“此夜非时，又部郡、府君不应同行。”知是鬼魅，因持刀迎之。见二人，皆盛衣服，俱进。坐毕，府君者便与应谈。谈未竟，而部郡忽起至应背后。应乃回顾，以刀逆击，中之。府君下坐走出，应急追，至亭后墙下及之。斫[4]伤数下，应乃还卧。

达曙，将人往寻，见有血迹，皆得之。云称府君者，是一老狶[5]也；部郡者，是一老狸也。自是遂绝。

——《搜神记》

〔注〕[1]庐陵：郡名。今江西吉安。　[2]丹阳：郡名。今属江苏。　[3]部郡：汉代职官名，每郡国设一人，主管文书及检查执法。　[4]斫：砍。　[5]狶：野猪。

本篇故事发生在庐陵郡接待官吏的“都亭重屋”中。由于此处常有鬼魅，凡在此住宿者都送了命，所以后来过往的官吏均不敢在此逗留。但是丹阳人汤应却不信邪，他因公务至庐陵时，偏要住宿此亭中。不仅如此，而且他屏退随从，身带兵器进亭独宿。这一情节，表现了他的胆量与勇气。汤应不仅有胆量，而且洞察力强，善于辨别。他住下后，先后有部郡、府君前来看望，汤应均一一开门接待。然而当第三次有人来访时，汤应却产生了疑心，他的疑点有两个：一是“此夜非时”，即访问者来得太晚；二是“部郡、府君不应同行”，即这两位官员不应同时前来。因此，他立即警觉到这后来的两人很可能是“鬼魅”，于是在思想上已做好了迎敌的准备。事情的发展过程，果然证明他的判断是正确的。这样，汤应胆略过人、洞察力强的形象便凸显出来了。而作者正是通过这一形象告诉人们：鬼魅并不可怕，只要善于识辨，敢于斗争，就一定能战而胜之。

（胡邦炜）

［晋］干宝

安阳[1]城南有一亭，夜不可宿，宿辄杀人。书生明术数，乃过宿之。亭民曰：“此不可宿，前后宿此，未有活者。”书生曰：“无苦也，吾自能谐。”遂住廨舍，乃端坐诵书，良久乃休。

夜半后，有一人着皂单衣，来往户外，呼亭主。亭主应诺。“见亭中有人耶？”答曰：“向者有一书生，在此读书。适休，似未寝。”乃喑嗟而去。须臾，复有一人冠赤帻者，呼亭主，问答如前，复喑嗟[2]而去。既去寂然。

书生知无来者，即起诣向者呼处，效呼亭主。亭主亦应诺。复云：“亭中有人耶？”亭主答如前。乃问曰：“向黑衣来者谁？”曰：“北舍母猪也。”又曰：“冠赤帻来者谁？”曰：“西舍老雄鸡父也。”曰：“汝复谁耶？”曰：“我是老蝎也。”于是书生密便诵书至明，不敢寐。

天明，亭民来视，惊曰：“君何得独活？”书生曰：“促索剑来，吾与卿取魅。”乃握剑至昨夜应处，果得老蝎，大如琵琶，毒长数尺。西舍得老雄鸡父，北舍得老母猪。凡杀三物，亭毒遂静，永无灾横。

——《搜神记》

〔注〕[1]安阳：古县名。西汉置，治今河南正阳西南。　[2]喑嗟：默默地叹息。

杀人偿命，乃一定之理，所以老蝎、老雄鸡、母猪，虽然杀人无算，最终也不免被杀，这个结局，并不出人意料。

问题在于鬼之被杀，究竟是怎么个杀法。若是来了个法力无边的道士、巫师，念动咒语，拘来鬼怪，取照妖镜一照，使之滚倒尘埃，立现原形，然后取长剑一挥——这么个杀法，固然痛快淋漓，但被杀的鬼将不服，旁观者也将不平。何也？这不是对等的交锋，而是恃强欺弱，虽然弱者是鬼。

安阳亭书生则不然，他没有道士的法力，虽然他“明术数”，但却不曾见他用过什么术数。他与鬼斗的凭借，全是凡人所能有的。一是胆大，别人不敢宿的亭，他敢住下来，还敢在厉鬼前大声读书。二是善于观察，一番暗中倾听之后，知道点路数：先呼亭主，待其应声，再问亭中有人否，最后再作出一系列反应。三是善于把握时机，直等到再也无人来之后，才从从容容地走出去冒充鬼怪。当然，他也有弱点，怕死，不敢睡；他可不是什么视敌如草芥的侠胆英豪，不然就又成了不对等的交锋了。

至于鬼魅们呢，也不是魔力无边，可以恣意杀人的。其一，他们毕竟还得先化作人形，黑母猪要变个黑衣人，大公鸡要把鸡冠变成红帽子。其二，他们只有夜间才能行事，到白天恢复了原形，就魔力全失，只有任人宰割的份了，所以他们须得不暴露身份。其三，他们只能乘人不备下手，若是人尚未就寝，就只有“喑嗟而去”。当然，他们有自己的优势：在夜间，他们是主动者，而人只能防御而已。

这样的交锋双方，互有所长，互有所短，对决起来才有意思；这样的书生取胜，这样的鬼魅落败，读者才会觉得此结局不易得；这样的人鬼相斗的故事，听起来才会觉得有味、有趣。

因为，这其实已不是人鬼相斗，而是人的智慧的较量，虽然较量的一方被披上了鬼的外衣。唯因如此，人们才会对这种较量感兴趣，虽然人们还不曾意识到此，还以为自己爱谈鬼说神呢！

在本文中，书生是取胜了，因为作者偏爱的是人；还有不少故事中，取胜的是鬼而不是人。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包括本文在内的众多成功作品里，取胜的一方，都是胆力和智慧占上风者：这，或许可算是善写人鬼故事者的共识吧。

（沈维藩）

［晋］干宝

晋时，吴兴一人，有二男，田中作时，尝见父来骂詈赶打之。儿以告母，母问其父，父大惊，知是鬼魅，便令儿斫之。鬼便寂不复往。父忧，恐儿为鬼所困，便自往看。儿谓是鬼，便杀而埋之。鬼便遂归，作其父形，且语其家：“二儿已杀妖矣。”儿暮归，共相庆贺，积年不觉。

后有一法师过其家，语二儿云：“君尊候有大邪气。”儿以白父，父大怒。儿出以语师，令速去。师遂作声入，父即成大老狸，入床下，遂擒杀之。向所杀者，乃真父也改殡治服。一儿遂自杀，一儿忿懊，亦死。

——《搜神记》

鬼魅大多爱作无聊的恶作剧。本篇的老狸异想天开地化作别人的父亲，去打他的儿子。这也可能只是为寻开心，别无害人意。那父亲既知其事，何不令儿子喝破，让它含愧而退呢？令儿子下手斫杀之，无论如何，这报复是过分了。狐狸毕竟是多智的，它的计策也很简单：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结果父亲被儿子用自己所教授的手段杀死了。而狐狸呢，则大占了便宜，平白得了两个人类儿子侍奉供养着，还暗笑着看他们傻乎乎地庆贺杀鬼成功。

老狸最终虽然还是不免一死，因为它撞上了一位高出它一个等级的对手——法师，它是死在不对等的交锋中的。

古代作家对其他动物所化的鬼仙大抵都有些瞧不起，唯独对狐狸，则恨其狡黠多诈者在在有之，而对其取蔑视不介意态度者则极少（如果不说绝无的话），这大概也算志怪小说中的一种固有风气，而本文则可谓得风气之先矣。

狐狸就是有着这种独特的魅力，让文学家们不自禁地倾倒，况且本文中所写的还只是化成男性的老狸，并非那些美丽的狐仙呢！

（沈维藩）

［晋］干宝

卢充者，范阳人。家西三十里，有崔少府墓。充年二十，先冬至一日，出宅西猎戏。见一獐，举弓而射，中之。獐倒复起，充因逐之，不觉远。忽见道北一里许，高门，瓦屋四周，有如府舍。不复见獐。门中一铃下[1]唱：“客前。”充问：“此何府也？”答曰：“少府府也。”充曰：“我衣恶[2]，那得见少府？”即有一人提一襆新衣，曰：“府君以此遗郎。”

充便著讫，进见少府，展姓名。酒炙数行，谓充曰：“尊府君不以仆门鄙陋，近得书，为君索小女婚，故相迎耳。”便以书示充。充父亡时虽小，然已识父手迹，即欷歔，无复辞免。便敕内：“卢郎已来，可令女郎妆严[3]。”且语充云：“君可就东廊。”及至黄昏，内白：“女郎妆严已毕。”充既至东廊，女已下车，立席头，却共拜。时为三日给食[4]。

三日毕，崔谓充曰：“君可归矣。女有娠相，若生男，当以相还，无相疑；生女，当留自养。”敕外严车送客。充便辞出。崔送至中门，执手涕零。出门，见一犊车，驾青牛，又见本所著衣及弓箭故在门外。寻传教将一人提襆衣与充，相问曰：“姻缘始尔，别甚怅恨，今复致衣一袭，被褥自副。”充上车，去如电逝。须臾至家，家人相见悲喜。推问，知崔是亡人而入其墓，追以懊惋。

别后四年，三月三日，充临水戏，忽见水旁有二犊车，乍沉乍浮，既而近岸，同坐皆见。而充往开车后户，见崔氏女与三岁男共载。充见之欣然，欲捉其手。女举手指后车曰：“府君见人。”即见少府。充往问讯。女抱儿还充，又与金碗，并赠诗曰：“煌煌灵芝质，光丽何猗猗。华艳当时显，嘉异表神奇。含英未及秀，中夏罹霜萎。荣耀长幽灭，世路永无施。不悟阴阳运，哲人忽来仪。会浅离别速，皆由灵与祇。何以赠余亲？金碗可颐儿。恩爱从此别，断肠伤肝脾。”充取儿、碗及诗，忽然不见二车处。

充将儿还，四坐谓是鬼魅，佥遥唾之，形如故。问儿：“谁是汝父？”儿径就充怀。众初怪恶，传省其诗，慨然叹死生之玄通也。

充后乘车入市卖碗，高举其价，不欲速售，冀有识。欻有一老婢识此，还白大家[5]曰：“市中见一人乘车，卖崔氏女郎棺中碗。”大家即崔氏亲姨母也。遣儿视之，果如其婢言。上车，叙姓名。语充曰：“昔我姨嫁少府，生女，未出而亡。家亲痛之，赠一金碗，着棺中。可说得碗本末。”充以事对，此儿亦为之悲咽。赍还白母。母即令诣充家，迎儿视之。诸亲悉集。儿有崔氏之状，又复似充貌。儿、碗俱验，姨母曰：“我外甥三月末间产。父曰：‘春暖温也，愿休强也。’即字温休，温休者，盖幽婚也。其兆先彰矣。”

儿遂成令器，历郡守二千石。子孙冠盖，相承至今。其后植[6]，字子幹，有名天下。

——《搜神记》

〔注〕[1]铃下：随从卫士。　[2]恶：破敝、不整洁。　[3]妆严：修饰齐整。　[4]三日给食：魏晋习俗，婚后三日宴客。　[5]家（gū）：同“姑”。　[6]卢植（？—192）：东汉涿郡涿县（今属河北）人，灵帝时历任博士、太守。后任尚书，因得罪董卓罢官。

这篇怪异小说，选自干宝的《搜神记》，写的是一段人鬼恋的悲喜姻缘。与同类小说略有不同：这里的人世与幽冥，似无隔离，不须在黑夜或梦境里沟通。主人公卢充在朗朗白日即可直通鬼域，也可借幽冥牛车之助返回人间；他的鬼妻也可以车代步，到人间来送子、赠诗、赠物，似真疑幻，似幻疑真，你来我往，自由通行，它的想象十分丰富奇特，正如《搜神记序》里说的，作者意在“发明神道之不诬”，要人们相信鬼域与人间是近邻，人和鬼意会相通，鬼确乎有的。但若考察干宝其人，可知他的“发明”未必是真话。他在晋朝“八王之乱”后著作《晋纪》，对政治、社会的动乱应该是知之较多的，后来转而写起灵异神怪的鬼事来，不能不耐人寻味。如果说他是由于对人世间观察得太透太明，常有郁积在胸，不忍不言而又不敢明言、不便直言，只好借鬼域鬼事以讽喻人间，倒是不无道理的。读者且不妨正面文章反面读。这篇小说，把崔家父女写得如此守信用、重然诺，那么人间呢？写他们对来自另外世界的来客如此殷勤接待，如此之纯真善良，对一个三岁婴儿，“四坐谓是鬼魅，佥遥唾之”，两相对照，何其冷酷如是！作者所以苦心构筑一个可爱的鬼世界，无非以此讥刺人间的冷漠和险恶；无非以此说明富于人情味的鬼怪，比缺少或丧失人性的“人”更为可亲可近，这大概是干宝以至以后蒲松龄等神怪小说大师共同的创作思想吧！无神论者拨开这些大师们以鬼喻人苦心散发的迷雾，才会透过它抓住其“发明”的实质。这篇小说也必然夹杂有封建思想的糟粕，比如“包办婚姻”；比如“春暖温也，愿休强也”的宿命论；更荒唐的，文末那句交代：“其后植，字子幹，有名天下。”宣传了“将相有种”的血缘，古代史上宣传圣明天子和圣贤降生时多有异兆，这位东汉名臣卢植，原来也受惠于他的祖先与鬼妻媾合的遗传基因，那就纯属鬼话了。

（郑拾风）

［晋］干宝

吴王夫差[1]小女，名曰紫玉，年十八，才貌俱美。童子韩重，年十九，有道术[2]。女悦之，私交信问，许为之妻。重学于齐、鲁之间，临去，属其父母，使求婚。王怒，不与女。玉结气死，葬阊门[3]之外。

三年，重归，诘其父母，父母曰：“王大怒，玉结气死，已葬矣。”重哭泣哀恸，具牲币[4]往吊于墓前。玉魂从墓出，见重，流涕谓曰：“昔尔行之后，令二亲从王相求，度必克从大愿；不图别后，遭命奈何！”玉乃左顾宛颈[5]而歌曰：

南山有鸟，北山张罗。鸟既高飞，罗将奈何？意欲从君，

谗言孔多。悲结生疾，没命黄垆。命之不造，冤如之何！

羽族之长，名为凤凰。一日失雄，三年感伤。虽有众鸟，

不为匹双。故见鄙姿，逢君辉光。身远心近，何尝暂忘！歌毕，歔欷流涕，不能自胜，邀重返冢。重曰：“死生异路，惧有尤愆，不敢承命。”玉曰：“死生异路，吾亦知之。然今一别，永无后期。子将畏我为鬼而祸子乎？欲诚所奉[6]，宁不相信？”重感其言，送之还冢。玉与之饮宴，留三日三夜，尽夫妇之礼。临出，取径寸明珠以送重，曰：“既毁其名，又绝其愿，复何言哉！愿郎自爱。若至吾家，致敬大王。”

重既出，遂诣王，自说其事。王大怒曰：“吾女既死，而重造讹言，以玷秽亡灵。此不过发冢取物，托以鬼神。”趣收[7]重。重走脱，至玉墓所，诉之。玉曰：“无忧，今归白王。”

王妆梳，忽见玉，惊愕悲喜，问曰：“尔缘何生？”玉跪而言曰：“昔诸生韩重来求玉，大王不许。玉名毁义绝，自致身亡。重从远还，闻玉已死，故赍牲币，诣冢吊唁。感其笃终，辄与相见，因以珠遗之，不为发冢，愿勿推治。”夫人闻之，出而抱之，玉如烟然。

——《搜神记》

〔注〕[1]夫差：春秋末年吴国国君。　[2]道术：这里指品德好，有学问。　[3]阊门：吴国都城姑苏（今江苏苏州）的城门。今苏州西门仍叫阊门。　[4]牲币：祭祀用的家畜与纸钱。[5]宛颈：渐渐转动颈项。　[6]欲诚所奉：我想诚心诚意地表达出我所要奉告给你的话。　[7]趣收：催促捕捉。

本篇是《搜神记》的名篇之一。写的是吴王反对小女紫玉与书生韩重相爱，紫玉结气而死的爱情悲剧。作者运用虚幻、浪漫的手法让紫玉的鬼魂与韩重在墓中尽三日“夫妇之礼”，实现了他们的愿望。它告诉人们：真正纯洁的爱情是可以战胜死亡的。紫玉鬼魂的出现，是人性的再现、情感的升华，表达了旧时代青年向往与追求幸福生活的强烈愿望。

通过丰富的情节塑造动人的形象，是这篇小说的特点之一。早期志怪小说的故事情节大多是“丛残小语”的格局，人物也只是情节的承担者，本身缺乏形象特征。《紫玉》则改变了粗陈梗概的写法，并以丰富的情节设置服务于形象的塑造，使作品成为一篇较为成熟的短篇小说。整篇小说是通过相爱、拒婚、哭祭、魂诉、冥婚、相救等一系列的情节描写来塑造形象的。紫玉“才貌俱美”，韩重品学俱佳，“女悦之，私交信问，许为之妻”，在紫玉对韩重的一片深情中，表现了封建贵族女性勇于追求幸福生活的自主精神。但是，由于吴王的反对，紫玉结气而死。而吴王拒婚的原因，主要是门第的悬殊，于是美丽热情的紫玉成了封建门阀婚姻制度的牺牲品。当韩重求学归来，得知紫玉死讯时，不胜哀恸，具祭牲币，泫然往吊。作者又让紫玉“魂从墓出”。两人相逢泣涕，紫玉情动而歌，诉说衷肠，并含情脉脉地相邀还冢，和韩重在墓中“尽夫妇之礼”。他俩终于尝到了用生命换来的真挚爱情的甜蜜和欢乐。然而，现实毕竟是现实，紫玉与韩重冥中结合，仍然得不到吴王的承认，吴王甚至下令拘捕韩重。此时紫玉挺身而出，精魂跪见父王，陈说自己相邀韩重、亲赠明珠之举，可谓大胆情笃。作者正是通过这些情节充分展示了紫玉形象的动人之处：她为情而死，为情而冥合，为情而救韩重，热情执着，生死不渝。

采用韵散相间的形式，是这篇小说的第二个特点。在散文叙述中穿插诗歌，一方面可以作为作品主人公抒情的一个手段，另一方面可以提高叙事的艺术性，增加作品的文学色彩。《紫玉》在描写紫玉为情所动、魂从墓出和韩重相见时，穿插了四言二十句韵文歌辞，表达了紫玉对婚姻不自由的愤慨不平，抒发了紫玉对爱情忠贞不贰、生死不渝的深情，使得这个悲剧形象更加哀婉凄绝，楚楚动人，也使得整个小说的叙事艺术达到“直而能婉”的效果。这种韵散相间的艺术形式，对后世的文言小说产生了很大影响。

（陈惠琴）

［晋］干宝

汉九江何敞[1]，为交州刺史，行部到苍梧郡[2]高安县，暮宿鹄奔亭。

夜犹未半，有一女从楼下出，呼曰：“妾姓苏，名娥，字始珠，本居广信县，修里人。早失父母，又无兄弟，嫁与同县施氏。薄命夫死，有杂缯帛百二十匹，及婢一人，名致富。妾孤穷羸弱，不能自振，欲之旁县卖缯。从同县男子王伯赁车牛一乘，直钱万二千，载妾并缯，令致富执辔，乃以前年四月十日，到此亭外。于时日已向暮，行人断绝，不敢复进，因即留止。致富暴得腹痛，妾之亭长舍乞浆取火。亭长龚寿操戈持戟，来至车旁，问妾曰：‘夫人从何所来？车上所载何物？丈夫安在？何故独行？’妾应曰：‘何劳问之？’寿因持妾臂曰：‘少年爱有色，冀可乐也。’妾惧怖不从。寿即持刀刺胁下，一创立死。又刺致富，亦死。寿掘楼下合埋，妾在下，婢在上。取财物去，杀牛烧车，车缸[3]及牛骨，贮亭东空井中。妾既冤死，痛感皇天，无所告诉，故来自归于明使君。”敞曰：“今欲发出汝尸，以何为验？”女曰：“妾上下著白衣，青丝履，犹未朽也。愿访乡里，以骸骨归死夫。”掘之果然。

敞乃驰还，遣吏捕捉，拷问具服。下广信县验问，与娥语合。寿父母兄弟悉捕系狱。敞表寿：“常律杀人，不至族诛。然寿为恶首，隐密数年，王法自所不免。令鬼神诉者，千载无一。请皆斩之，以明鬼神，以助阴诛。”上报听之[4]。

——《搜神记》

〔注〕[1]何敞：字文高，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人。汉和帝时，任侍御史、尚书，后受排挤，出任汝南太守。《后汉书》卷四十三有传，称其“性公正，自以趣舍不合时务”云云。　[2]苍梧郡：治所在广信（今广西梧州）。　[3]缸：《御览》“缸”作“”。，车毂内外口的铁圈，用以穿轴。　[4]上报听（tìng）之：向上呈报，任凭处理。

鬼魂申冤复仇是古典文学作品的传统题材之一，这类作品的主人公，生前多是受凌辱被欺压因而含冤负屈而死。像《苏娥》中的苏娥，虽然失父母、无兄弟、夫早死，但她并没有失去生活的信心，还是顽强地同多舛的命运抗争。然而，她的信心与抗争也许能使她熬过天灾，却无法使她躲过飞来的人祸。当社会邪恶势力“操戈持戟”威迫她时，她冷眼应对，不肯屈从，结果成了刀下冤鬼。作者对这种不幸的命运深表不平和同情，所以借助幻想中的鬼魂形象，报仇雪恨，伸张正义，曲折地表现了人民群众的愿望。“令鬼神诉者，千载无一”，在表现作者强烈的愤慨之情的同时，强化了主题，达到了写实笔法所难以表现的主题效果。

在《苏娥》中，鬼魂告状的情节还创造了较佳的叙事效果。作品开头记述何敞暮宿鹄奔亭的情节是写实的；接着描写苏娥的冤魂，自然过渡到幻想，幻想中又有写实，最后又回到现实。整个作品亦真亦幻，亦虚亦实，波澜曲折，从而避免了平铺直叙，提高了叙事的艺术性。同时，我们还可以发现，作者通过对话推进情节、写人叙事的写作方法的运用。

（陈惠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