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孔约

会稽吏谢宗赴假吴中，独在船，忽有女子，姿性妖婉，来入船。问宗：“有佳丝否？欲市之。”宗因与戏，女渐相容。留在船宿，欢宴既晓，因求宗寄载，宗便许之。

自尔船人恒夕但闻言笑，兼芬馥气。至一年，往来同宿，密伺之，不见有人，方知是邪魅，遂共掩之。良久，得一物，大如枕；须臾又得二物，并小如拳。以火视之，乃是三龟。宗悲思数日，方悟。自说：“此女子一岁生二男，大者名道愍，小者名道兴。”既为龟，送之于江。

——《孔氏志怪》

《谢宗》写人妖恋爱的故事。在两性关系防范森严、男女之间授受不亲的时代，哪有许多相悦相亲的方便？尤其是女子们，她们是极难有机会和男子亲近谈情说爱的。而只有具有幻化神通的动物精怪之类，才能无所不可：她们可以在美妙的月夜，凄冷的雨宵，以及其他种种适合于桑间濮上之行的时节，与独处的男子们演出一幕幕回肠荡气的撩人心绪的悲欢盟缘。

在本篇中，当谢宗“独在船”感到孤寂之时，忽有“姿性妖婉”的女子来入船，这夤夜忽至的女子，已非人间者所能为；女子又以欲市佳丝的隐语挑逗谢宗，以“丝”谐“思”，这是六朝民歌的常用手法，又寓《诗经》“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之意，如此大胆的挑逗，如此求爱的情趣，亦非人间女子所常为；后来又“留在船宿，欢宴既晓，因求宗寄载，宗便许之。自尔船人恒夕但闻言笑，兼芬馥气”。这一切，若是寻常女子，则难以想象；若是精怪幻化，则一切合理。这种写法妙就妙在人妖之间，把精怪形象写得既像人又不像人，从而使读者和作者间形成一种信而不疑的和谐与默契。因此，当“知是邪魅”时，读者并不感到惊讶与恐惧。

最后女妖现形时，谢宗“悲思数日，方悟”，并将女妖及其二子共大小三龟俱“送之于江”，表示了自己的怜惜之情，同时也表现了作者对这个爱情悲剧的同情。确实，像这种人妖相恋的爱情悲剧，它让人经受的凄婉惆怅和若有所失的感觉，有时却是写实作品所未能达到的。

（陈惠琴）

东晋时人。生平事迹不详。作有小说集《孔氏志怪》等。

［晋］王嘉

洞庭山[1]浮于水上，其下有金堂数百间，玉女居之。四时闻金石丝竹之声，彻于山顶。楚怀王[2]之时，举群才赋诗于水湄，故云潇湘洞庭之乐，听者令人难老，虽《咸池》[3]、《九韶》[4]，不得比焉。每四仲[5]之节，王常绕山以游宴，各举四仲之气以为乐章。仲春律中夹钟[6]，乃作轻风流水之诗，宴于山南；律中蕤宾[7]，乃作皓露秋霜之曲。后怀王好进奸雄，群贤逃越。屈原[8]以忠见斥，隐于沅湘，披蓁茹草，混同禽兽，不交世务，采柏实以合桂膏，用养心神；被王逼逐，乃赴清泠之渊。楚人思慕，谓之水仙。其神游于天河，精灵时降湘浦。楚人为之立祠，汉末犹在。

其山又有灵洞，入中常如有烛于前。中有异香芬馥，泉石明朗。采药石之人入中，如行十里，迥然天清霞耀，花芳柳暗，丹楼琼宇，宫观异常。乃见众女，霓裳冰颜，艳质与世人殊别。来邀采药之人，饮以琼浆金液，延入璇室，奏以箫管丝桐。饯令还家，赠之丹醴之诀[9]。虽怀慕恋，且思其子息，却还洞穴，还若灯烛导前，便绝饥渴，而达旧乡。已见邑里人户，各非故乡邻，唯寻得九代孙。问之，云：“远祖入洞庭山采药不还，今经三百年也。”其人说于邻里，亦失所之。

——《拾遗记》

〔注〕　[1]洞庭山：《山海经·中次十二经》载“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毕沅认为“山在今湖南巴陵洞庭湖中，即君山也”。　[2]楚怀王：威王子，名熊槐，战国时楚国国王。　[3]《咸池》：传为黄帝所作乐曲名。　[4]《九韶》：传为虞舜所作乐曲名。　[5]四仲：指农历四季中的仲月，即仲春二月，仲夏五月，仲秋八月，仲冬十一月。　[6]“仲春”句：古代音乐理论中有十二律，阴阳各六，阴律为吕，其五名夹钟，位于卯，在二月。《礼记·月令》：“仲春之月……其音角，律中夹钟。”　[7]律中蕤（ruí）宾：六律中的第四律名蕤宾，位于午，在五月。《礼记·月令》：“仲夏之月……其音徵，律中蕤宾。”　[8]屈原：我国伟大的爱国诗人。曾任楚怀王左徒（官名），被谗，多次流放，约公元前278年投汨罗江而死。　[9]之诀：或疑当作“为诀”，是。诀，别的意思。

本篇文虽不长，但有对“潇湘洞庭之乐”的赞美；有对“屈原以忠见斥”，投水以死而为“水仙”的记述；有对“采药之人”入“灵洞”而遇仙女的描写。彼此似乎毫不相干，也可说是“情数稠迭”，但却能和谐地统一在一篇之中。关键在于这些素材皆与“洞庭山”有瓜葛，而作者又能以志奇羡仙的思想统摄之，并对素材做了精心的选择、安排，使之有详有略，主线清晰，枝叶分明。

“洞庭山浮于水上，其下有金堂数百间，玉女居之。四时闻金石丝竹之声，彻于山顶。”这一开端极佳，既写出了洞庭山的神奇，又有开启下文、为下文伏脉的双重作用。据此开端，作者顺势巧妙地将素材分为“于水”和“其下”两大段。

“于水”（亦可说是“水面”）一段，先写“楚怀王之时，举群才赋诗于水湄……”的盛事，调动多样修辞手段，极言其音乐的繁富与美妙，实为“四时闻金石丝竹之声，彻于山顶”的申说。“潇湘洞庭之乐”，使人听后“难老”。《礼记·乐记》称：“《咸池》，备矣！”孔子听了《九韶》，竟三月不知肉味，都“不得比焉”，还能找到什么更高的赞美呢！紧接着以“后怀王好进奸雄，群贤逃越”为过渡，用同情的笔触次写屈原的事，对“以忠见斥”，“被王逼逐，乃赴清泠之渊”，这些尘世的事情，皆一笔带过，着重写的是其“披蓁茹草，混同禽兽”，“采柏实以合桂膏，用养心神”，“楚人思慕，谓之水仙。其神游于天河，精灵时降湘浦”这些超凡的怪异与神奇之事。

“其下”（亦可说是“洞中”）一段，以“其山又有灵洞”突接，暗应开端的“其下有金堂数百间”，然后放笔描述“灵洞”的奇光、异香为一层；刻画“采药之人”入洞所见的天霞花柳、楼宇宫观的壮丽多彩为一层；遇“艳质与世人殊”的仙女，被邀“饮以琼浆金液”，入室“奏以箫管丝桐”，饯别“赠之丹醴”为一层，照应开端的“玉女居之”；“采药之人”还乡寻访故旧，只找到他的“九代孙”，说他入洞庭已“经三百年也”为一层。层次分明，首尾完整，但“采药之人”乃宾，“灵洞”和众仙女才是主。最后以“其人说于邻里，亦失所之”为结尾，引人遐思，颇饶余味。

就思想来看，本篇无甚高出于其时代之处，但能“驱万涂于同归，虽百虑于一致；使众理虽繁，而无倒置之乖；群言虽多，而无棼（犳é狀，纷乱）丝之乱。扶阳而出条，顺阴而藏迹；首尾周密，表里一体”（《文心雕龙·附会》）。这实在是很可取的。在语言方面亦有特色，即叙述用散文，务求简洁明快；描写用对偶、排比，力图整齐华丽，音调铿锵。齐治平校注的《拾遗记》，对本篇有一条按语说：“按前言‘各举四仲之气以为乐章’，今但言仲春、仲夏，未及仲秋、仲冬，且‘皓露秋霜之曲’，亦非仲夏所当奏。必有脱文。”极是。如果没有脱文，必将呈现更完整的排比，并可让我们读到“乃作轻风流水之诗”和“乃作皓露秋霜之曲”之外的另两句丽词。

（何均地）

［晋］王嘉

昆吾山[1]，其下多赤金，色如火。昔黄帝[2]伐蚩尤[3]，陈兵于此地，掘深百丈，犹未及泉，惟见火光如星。地中多丹，炼石为铜，铜色青而利[4]。泉色赤。山草木皆劲利[5]，土亦刚而精[6]。至越王勾践[7]，使工人以白马白牛祠昆吾之神，采金铸之，以成八剑之精[8]：一名“掩日”，以之指日，则光昼暗。金，阴也，阴盛则阳灭。二名“断水”，以之划水，开即不合。三名“转魄”，以之指月，蟾兔[9]为之倒转。四名“悬翦”，飞鸟游过，触其刃，如斩截焉。五名“惊鲵”，以之泛海，鲸鲵为之深入。六曰“灭魂”，挟之夜行，不逢魑魅。七名“却邪”，有妖魅者，见之则伏。八名“真刚”，以切玉断金，如削土木矣。以应八方之气铸之也。

其山有兽，大如兔，毛色如金，食土下之丹石，深穴地以为窟；亦食铜铁，胆、肾皆如铁。其雌者色白如银。昔吴国武库之中，兵刃铁器，俱被食尽，而封署依然。王令检其库穴，猎得双兔，一白一黄，杀之，开其腹，而有铁胆、肾，方知兵刃之铁为兔所食。王乃召其剑工，令铸其胆、肾以为剑，一雄一雌，号“干将”者雄，号“镆铘”者雌。其剑可以切玉断犀，王深宝之，遂霸其国。后以石匣埋藏。

及晋之中兴，夜有紫气冲斗牛[10]。张华[11]使雷焕[12]为丰城县[13]令，掘而得之。华与焕各宝其一。拭以华阴[14]之土，光耀射人。后华遇害，失剑所在。焕子佩其一剑，过延平津[15]，剑鸣飞入水。及入水寻之，但见双龙缠屈于潭下，目光如电，遂不敢前取矣。

——《拾遗记》

〔注〕[1]昆吾山：神话传说中的山名。　[2]黄帝：神话传说中的中央之天帝。　[3]蚩尤：神话传说中的战神，南方炎帝的后裔。　[4]利：此指铜之质地的滑密。　[5]劲利：坚强而锐利。　[6]刚而精：意谓土质坚硬而细密。　[7]勾践：春秋末年越国国君。　[8]之精：《稗海》本、《广记》卷二百二十九皆无，宜从。　[9]蟾兔：月的别称；神话传说中说月中有蟾蜍、玉兔。　[10]斗牛：指二十八宿中的斗宿和牛宿。　[11]张华：字茂先，范阳方城（今河北固安西南）人。西晋大臣、文学家。晋惠帝时官至司空，后被赵王伦和孙秀所杀。　[12]雷焕：西晋豫章人。传说通晓纬象。　[13]丰城县：始置于晋，属豫章郡，故址在今江西丰城西南。　[14]华阴：县名，属陕西省。秦置，因在华山之北，汉改此名，沿用至今。　[15]延平津：又有剑津、龙津等别名，在福建南平东。

在古代，剑是既便于随身携带又攻防皆宜的短兵器，不论王公贵族，还是壮士书生，乃至一般平民，都希望能有一把特别锋利的剑。但是，真正特别锋利的宝剑，难遇难得，因此或出于期冀之心，或出于羡慕之情，便幻想、编造出了一些有关宝剑的神怪的故事来。本篇就是其中之一。

本篇《昆吾山》，实质上是一首宝剑赞。从总体上来看，它是由两部分构成的。前一部分可称之为“越王八剑赞”，即对八剑直接赞颂。作者采用了排比的手法，逐一说明名叫什么，性能如何，气势磅礴，雄健有力，又具有音节整齐之美。“掩日”、“断水”、“转魄”、“悬翦”等八个名称，都极明快、响亮、易记，且富于特性，能显示其各自神奇的力量。试想，如果换成“一号”、“二号”、“三号”……岂不索然无味？尤妙的是对每把剑的性能的介绍，采用了大胆的夸张、丰富的想象和形象的描述。介绍“掩日”是“以之指日，则光昼暗”；介绍“断水”是“以之划水，开即不合”；介绍“惊鲵”是“以之泛海，鲸鲵为之深入”；介绍“真刚”是“以切玉断金，如削土木矣”……皆极为简要，极为生动具体。

作者深恐只有这些直接的赞颂，不足以取信于人，所以在赞颂此八剑之前，特意先神化其铸剑的原料。就其来源说，他强调了两点：一、产地昆吾山是“昔黄帝伐蚩尤，陈兵于此”的胜地，“山草木皆劲利，土亦刚而精”、“泉色赤”、“山下多赤金”的宝地。二、来料是越王勾践“使工人以白马白牛祠昆吾之神”而后采得的，是神之所赐。就本身说，他强调“色如火”，“炼石为铜，铜色青而利”，质优。另外，作者还在赞颂之后，特地补了一句：“以应八方之气铸之也。”进一步神化之，意亦在增强其赞颂八剑的说服力。

后一部分可称之为“吴王双剑赞”。对吴王双剑——“干将”与“镆铘”的直接赞颂只有一句：“其剑可以切玉断犀。”朴实无华，大异于对越王八剑的铺张扬厉的赞颂，显然是有意避免雷同，力求变化。“王深宝之，遂霸其国”，亦属赞颂，但既是抽象的，又是间接的，与对越王八剑的赞颂迥然有别。在这一部分中，作者着力描写的是铸此一雌一雄之双剑的来料的神奇。它乃昆吾山“大如兔”，雄者“毛色如金”，雌者“色白如银”，“深穴地以为窟”，“食土下之丹石”，“亦食铜铁”，后“食尽”了“吴国武库之中”的“兵刃铁器”的怪兽。这些描述，是对吴王双剑之神的极好的烘托，使其“可以切玉断犀”的赞颂顺理成章，自然合情。还有一点不容忽视，就是这些描述，有将本不相干的两类宝剑的赞颂编织为一体的黏合作用。文心细密，接榫无痕，真是好手笔！

赞颂双剑之后，接写张华看见“夜有紫气冲斗牛”，使雷焕为丰城县令，“掘而得之”。“后华遇害，失剑所在。焕子佩其一剑，过延平津，剑飞鸣入水。及入水寻之，但见双龙缠屈于潭下，目光如电。”初读可能觉得时间跨度太大，似乎可有可无，细思方见其巧。一来将时间拉近，能使当时的读者增加亲切感；二来交代双剑的去向，并进一步神化之，说明此雌雄对剑掩埋不住，分离不开，不是凡品，非常人所能占有与佩带。

关于“干将”和“镆铘”双剑的由来，关于入水化龙的双剑的名称，他书有不同记载。本属志怪，大可不必考其真伪，辨其是非。明人顾泰跋此《拾遗记》说：“词藻灿然。”鲁迅先生评此《拾遗记》说：“其文笔靡丽。”读了这篇《昆吾山》，当能有所领会。

（何均地）

［晋］王嘉

周群[1]妙闲算术谶说[2]，游岷山[3]采药，见一白猿，从绝峰而下，对群而立。群抽所佩书刀[4]投猿，猿化为一老翁，握中有玉版[5]长八寸，以授群。群问曰：“公是何年生？”答曰：“已衰迈也，忘其年月。犹忆轩辕[6]之时，始学历数[7]、风后[8]、容成[9]，皆黄帝之史，就余授历数。至颛顼[10]时，考定日月星辰之运，尤多差异。及春秋时，有子韦[11]、子野[12]、裨灶[13]之徒，权略虽验，未得其门。迩来世代兴亡，不复可记，因以相袭。至大汉时，有洛下闳[14]，颇得其旨。”群服其言，更精勤算术，乃考校年历之运，验于图纬[15]，知蜀应灭。及明年，归命奔吴。皆云：“周群详阴阳之精妙也。”蜀人谓之“后圣”。白猿之异，有似越人所记，而事皆迂诞，似是而非。

——《拾遗记》

〔注〕[1]周群：字仲直，巴西阆中人。《三国志·蜀志》卷十二有传。　[2]谶说：能预测未来吉凶的方术。　[3]岷山：在四川北部。　[4]书刀：古代以笔书写于竹简时，用来削去其书写错误处的刀。　[5]玉版：刊刻文字的白石版。　[6]轩辕：即黄帝。　[7]历数：推算岁时节候的次序。　[8]风后：黄帝的辅臣。　[9]容成：黄帝的史臣，始造律历。　[10]颛顼：黄帝孙。[11]子韦：春秋时宋人，通天文历算。　[12]子野：待考。　[13]裨灶：春秋时郑人，通天文占候之术。　[14]洛下闳：“洛”，《史记》、《汉书》俱作“落”。落下闳，实姓黄，字长公，因隐于落下（巴郡阆中所属地名）而名。汉武帝时征待诏太史，改颛顼历，作太初历。　[15]图纬：谈术数瑞应的书籍。

本篇末云：“白猿之异，有似越人所记。”或以为当指《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的越女与袁公比剑事。那段记载的文字是：“越有处女出于南林。越王聘之，处女北行见于王。道逢一翁，自称袁公，问处女：‘闻子善剑，愿一见之。’女曰：‘妾不敢有所隐，唯公试之。’于是袁公即杖箖箊（竹名）竹，竹枝上颉桥（昂起），末堕地。女即接末，袁公则飞上树，变为白猿。”对照读一下，可以发现其描写白猿幻化之相异情况。

相异之一是《吴越春秋》所记，乃由幻化的老翁还原为白猿，只粗陈梗概，看不出恢复原形的缘由。本篇不同，乃由白猿幻化为老翁，幻化的缘由清楚，是“群抽所佩书刀投猿”，写得略有波澜，较为生动具体。

相异之二是《吴越春秋》所记，乃以白猿为主，而越女为客。本篇恰好相反，乃以周群为主，而白猿为客。白猿的出现，仅以之起促进周群“更精勤算术”，终于能“知蜀应灭”而先“奔吴”的作用。

相异之三是《吴越春秋》所记，越女和白猿，没有任何性格可言。本篇的周群和白猿，则较有个性。周群的“抽所佩书刀投猿”，可见其惊恐和急躁；问“公是何年生？”可见其心存傲慢；“服其言，更精勤算术，乃考校年历之运，验于图纬，知蜀应灭。及明年，归命奔吴”，可见其向学、刻苦和深沉。白猿的“从绝峰而下，对群而立”，展示出了猿的习性和独有的沉着；“化为一老翁”，授周群以玉版，毫不计较其无礼与触犯，俨然一副长者、尊者的宽容姿态可见；回答周群的一段话，评述自远古至汉代之律历的瑕疵，以权威自居的神气活现。

相异之四是《吴越春秋》所记，作者深信其真。本篇的作者，头脑清醒，虽记其事，但持否定态度，说：“白猿之异，有似越人所记，而事皆迂诞，似是而非。”处于迷信风气弥漫整个社会的时代里，而竟然说这类事“皆迂诞，似是而非”，不能不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如以本篇和唐代无名氏的《补江总白猿传》对照一读，则可以看到由无意为小说发展为有意为小说的轨迹。

（何均地）

［晋］王嘉

昔始皇为冢，敛天下瑰异，生殉工人，倾远方奇宝于冢中，为江海川渎及列山岳之形。以沙棠沉檀为舟楫，金银为凫雁，以琉璃杂宝为龟鱼。又于海中作玉象鲸鱼，衔火珠为星，以代膏烛，光出墓中，精灵之伟也。昔生埋工人于冢内，至被开时，皆不死。工人于冢内琢石为龙凤仙人之像，及作碑文辞赞。汉初发此冢，验诸史传，皆无列仙龙凤之制，则知生埋匠人之所作也。后人更写此碑文，而辞多怨酷之言，乃谓为“怨碑”。《史记》略而不录。

——《拾遗记》

清人周中孚在《郑堂读书记》中评王嘉的《拾遗记》说：“事迹奇诡，十不一真。”这是以史学的眼光来审视的结果。其实，事迹皆“真”固好，“奇诡”而能满足人们的好奇心，给人以美的享受，亦不应贬斥。如果“奇诡”中还含有可取的意蕴，那就更不该以“十不一真”为理由而轻易否定了。《怨碑》，属于高品位的后一类，理当重视。

这一段简短文字的“奇诡”，不在秦始皇为冢的“敛天下瑰异，生殉工人”及穷奢，而在“昔生埋工人于冢内，至被开时，皆不死。工人于冢内琢石为龙凤仙人之像，及作碑文辞赞”。冢已封土，内乏氧气，“生殉”的“工人”，只能挣扎片刻，必死无疑，断无经年累月而犹生的可能性；然而他们却活着，这实在是怪事！在冢内绝了饮食供应的情况下，这些“生殉”的“工人”没有停工，没有怨恨，反而勤勤恳恳地“琢石为龙凤仙人之像”，并刻“作碑文辞赞”，这更不符合常理。恐怕正唯其怪异、反常，所以作者才濡毫记述！假如作者止于记述这件奇闻，便只能使读者获得好奇心的满足，读罢一笑，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已。

本篇之可贵，在于作者在记述此奇闻前，先依据基本事实，用镂金错采的语言，着力铺写了“昔始皇为冢，敛天下瑰异”，从事奢侈经营的冢内的豪华，并点出了“生殉工人”。在记述此奇文后，又曲终奏雅，补了“后人更写此碑文，而辞多怨酷之言，乃谓为‘怨碑’”一笔。这样，读者所得，就不仅是好奇心的满足了，而必然要去思索不死的“工人于冢内琢石，为龙凤仙人之像，及作碑文辞赞”的行为与秦始皇的关涉，从而使这一奇闻顿生思想的光彩。这些不死的工人的行为，如果是出于自觉自愿的，则是十足的愚昧和奴性的表现，而其根源是由于他们受秦始皇愚民政策的毒化太深；如果并非出于自觉自愿，只是避祸保身的手段，则其根源是畏惧秦始皇的淫威和残酷。二者必居其一，或兼而有之。如此通过一个“奇诡”的被“生殉工人”不死，对秦始皇尚赞颂、尚效忠的“事迹”来揭露秦始皇的愚民、役民、残民，岂不比写活着的工匠被奴役、被折磨、被杀害更耐人深思、更入木三分吗？“辞多怨酷之言”，是不在其统治之下的“后人”写的“碑文”，言外之意是说当时是无人敢于口出怨言的，则更增添了抨击秦始皇的分量。

行文的简洁，结构的完整，词藻的靡丽，一读便知，不用饶舌。需要提请注意的是，作者通篇无一语评论，只作平静的、客观的叙述，仅在个别地方选用一二贬义词以表现其倾向性的春秋笔法，颇有特色。

（何均地）

［晋］王嘉

汉武帝思怀往者李夫人，不可复得。时始穿昆灵之池，泛翔禽之舟。帝自造歌曲，使女伶歌之。时日已西倾，凉风激水，女伶歌声甚遒，因赋《落叶哀蝉》之曲曰：“罗袂兮无声，玉墀兮尘生。虚房冷而寂寞，落叶依于重扃。望彼美之女兮安得，感余心之未宁！”帝闻唱动心，闷闷不自支持，命龙膏之灯以照舟内，悲不自止。

亲侍者觉帝容色愁怨，乃进洪梁之酒，酌以文螺之卮。卮出波祇之国。酒出洪梁之县，此属右扶风，至哀帝废此邑。南人受此酿法。今言“云阳出美酒”，两声相乱矣。帝饮三爵，色悦心欢，乃诏女伶出侍。

帝息于延凉室，卧梦李夫人授帝蘅芜之香。帝惊起，而香气犹著衣枕，历月不歇。帝弥思求，终不复见。涕泣洽席，遂改延凉室为遗芳梦室。

初，帝深嬖李夫人，死后常思梦之，或欲见夫人。帝貌憔悴，嫔御不宁。诏李少君，与之语曰：“朕思李夫人，其可得见乎？”少君曰：“可遥见，不可同于帷幄。”帝曰：“一见足矣，可致之。”少君曰：“暗海有潜英之石，其色青，轻如毛羽。寒盛则石温，暑盛则石冷。刻之为人像，神悟不异真人。使此石像往，则夫人至矣。此石人能传译人言语，有声无气，故知神异也。”帝曰：“此石像可得否？”少君曰：“愿得楼船百艘，巨力千人，皆浮水登木者，皆使明于道术，赍不死之药。”乃至暗海，经十年而还。昔之去人，或升云不归，或托形假死，获反者四五人。得此石，即命工人依先图作夫人形。刻成，置于轻纱幕里，宛若生时。帝大悦，问少君曰：“可得近乎？”少君曰：“譬如中宵忽梦，而昼可得近观乎？此石毒，宜远望，不可逼也。勿轻万乘之尊，惑此精魅之物！”帝乃从其谏。见夫人毕，少君乃使舂此石人为丸，服之，不复思梦。乃筑灵梦台，岁时祀之。

——《拾遗记》

小说描写汉武帝对李夫人的一片真情，实在感人。从古至今，中国历代帝王嫔妃之间的情爱之深，能始终如一者，再没有像他们这样的了。

后来的唐玄宗和杨贵妃与之相比，望尘莫及。马嵬坡前，唐玄宗面对大军统帅陈玄礼，不敢抗拒处死杨贵妃的要求，也显得脓包相。在皇位和美人之间作选择，他仍旧选择了皇位。他从蜀道回归长安之后，对杨贵妃的思念，也只能是一种无限内疚的反思而已，远不如汉武帝对李夫人的思念那样真诚而动人。

汉武帝虽然重用了李夫人的兄弟李延年，却没有把李夫人立为皇后，在这点上十分清醒。李延年没有做什么好事情，但劣迹也不见得超过杨国忠。

作为封建帝王，拥有一切之后，唯一的要求就是长生不死了，他们喜欢寻访方士、术士，觅取不死之药，原是通病。想通过方士、术士，重新见到已经死去的宠爱的嫔妃，自然也在情理之中。

当然，那些方士、术士们，为了迎合汉武帝，有可能毛遂自荐，去装神弄鬼，以骗取官职和金银财宝。

《汉书·外戚传》说：“上思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齐人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张灯烛，设帷帐，陈酒肉，而令上居他帐，遥望见好女如李夫人之貌，还幄坐而步。又不得就视，上愈益相思悲感……”有人认为《拾遗记》中这篇文章就是从《外戚传》敷衍发展而成，我完全同意。

这个方士究竟是谁呢？本篇说是李少君，《外戚传》称少翁而无姓。《太平御览》和《太平广记》都作董仲君。王士禛所见到的《拾遗记》是另一种版本，也叫董仲君。众说纷纭，很难说谁对谁错。陪同唐玄宗游月宫的道士不也有罗公远、叶法善等三说么！本来就是莫须有的事，考证就没有多大意义了。

（蒋星煜）

［晋］王嘉

秦王子婴立，凡百日，郎中赵高谋杀之。子婴寝于望夷之宫[1]，夜梦有人身长十丈，须鬓绝青，纳玉舄而乘丹车，驾朱马而至宫门，云欲见秦王子婴，阍者许进焉。子婴乃与言。谓子婴曰：“余是天使也，从沙丘[2]来。天下将乱，当有同姓名[3]欲相诛暴。”翌日乃起，子婴则疑赵高，囚高于咸阳狱。悬于井中，七日不死；更以镬汤煮，七日不沸。乃戮之。子婴问狱吏曰：“高其神乎？”狱吏曰：“初囚高之时，见高怀有一青丸，大如雀卵。”时方士说云：“赵高先世受韩终[4]丹法，冬月坐于坚冰，夏日卧于炉上，不觉寒热。”及高死，子婴弃高尸于九达之路，泣送者千家。或见一青雀从高尸中出，直入云。九转[5]之验，信于是乎！

子婴所梦，即始皇之灵；所著玉舄，则安期先生[6]所遗也。鬼魅之理，万世一时。

——《拾遗记》

〔注〕[1]望夷之宫：秦宫名，建于咸阳（今陕西咸阳市东北窑店镇附近）泾水边。　[2]沙丘：秦始皇病死处，在今河北广宗西北。　[3]名：一作“者”。　[4]韩终：古仙人，冬日袒身不寒。　[5]九转：九度烧炼变化，指丹药。　[6]安期先生：即安期生，古仙人。相传秦始皇曾与语三日夜，赐金帛数千万。安期生弃置于驿亭内，留赤玉舄一双为报。

赵高深得秦二世胡亥信任，二世二年（前208）即由郎中令升为丞相，诛杀公子、公主、李斯等，将气运已尽的秦王朝弄得一塌糊涂。次年赵高发动政变，逼令胡亥自杀，矫立胡亥侄子子婴继位。子婴意识到自身处境的危险，上台五天就设计在斋宫处决了赵高。这则志怪笔记述及的便是这一段惊心动魄的宫廷争斗，以小说家言表现了重大的历史题材。

子婴在望夷宫中的“夜梦”，其实是移植于乃叔的经历。《史记·秦二世纪》：“二世梦白虎齧其左骖马，杀之，心不乐，怪问占梦。卜曰：‘泾水为祟。’二世乃斋于望夷宫。”二世的怪梦引起了他对赵高的疑忌，并因此导致了杀身之祸。他后来同政变的部队讨价还价，求为一郡之主、万户侯乃至普通老百姓都不得如愿，最后就死在这所宫内。笔记安排子婴“寝于望夷之宫”，显然是为了利用地名的确凿来增加故事的可信性，不过照今人看起来，这地方确实恐怖得可以。

这篇作品有个很大的特点，即善于运用历史传说的引线，成功地制造出种种悬念或伏笔。比如子婴梦见的天使仅自述“从沙丘来”，一时不易察觉这是在暗指秦始皇的驾崩之所，直至后文揭晓才使人憬然生悟，更料不到连“纳玉舄”的穿着都会大有讲究。使者的警告也设计得相当隐蔽：“当有同姓名（者）欲相诛暴。”何以“子婴则疑赵高”呢？原来秦始皇是吕不韦的赵国姬妾的种子，本人又出生在赵国都城邯郸，因以赵为氏。氏是古代同姓贵族互相示别的标志，到秦汉时已姓氏不分，所以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始皇“名为政，姓赵氏”。“同姓名（者）”三字中包含着这么一段委曲，可见故事作者用心的缜密了。

还有比这更为隐蔽的，即赵高“不死”、“不沸”，以致子婴惊疑“高其神乎”的一节。表面上看起来，这是为下文“受韩终丹法”、怀青卵、化青雀等奇谈所作的铺垫，其实深意恐不止此。《史记·秦始皇纪》记方士卢生的谈论，有“真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爇”之说。卢生的说法其实是从《庄子》批发而来，却使秦始皇大为折服，甚至作出了从此“自谓真人，不称朕”的郑重决定。本篇中写赵高“悬于井中，七日不死；更以镬汤煮，七日不沸”，实质上是将他作为“真人”的化身；青雀飞去云云，不过是对赵高受诛的历史结局的饰说而已。

自从司马迁作《史记·李斯列传》后，赵高便在历史上留下了阴险狠毒的奸臣名声。但清代尚存的《史记索隐》却力排众论，说他本是赵国公子，亡国后毅然自残形体打入秦宫，是一位蓄意报仇复国的有心人（见赵翼《陔余丛考》）。郭沫若先生在他历史剧的创作中也采用了这一见解。本篇中提到赵高受诛后，“泣送者千家”，提供了研究和评价赵高的重要线索。志怪小说也同样具有可观的历史认识价值，本篇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回想起来，司马迁对赵高的了解也未必完全。比如《秦始皇纪》、《李斯列传》两次提到子婴“刺杀”赵高，而在传赞中又有“子婴车裂赵高”的说法，互相就有牴牾。司马迁又说赵高是宫中的“宦者”，而《秦始皇纪》中则出现了“其婿咸阳令阎乐”，并且是逼宫政变的领导人之一。而太监哪里来的女婿，真叫人百思不得其解。

（穆俦）

［晋］王嘉

始皇好神仙之事。有宛渠之民，乘螺舟而至。舟形似螺，沉行海底而水不浸入，一名“沦波舟”。其国人长十丈，编鸟兽之毛以蔽形。始皇与之语及天地初开之时，了如亲睹，曰：“臣少时蹑虚却行，日游万里；及其老朽也，坐见天地之外事。臣国在咸池[1]日没之所九万里，以万岁为一日。俗多阴雾，遇其晴日，则天豁然云裂，耿若江汉，则有玄龙黑凤，翻翔而下。及夜，燃石以继日光。此石出燃山，其土石皆自光澈，扣之则碎，状如粟，一粒辉映一堂。昔炎帝[2]始变生食，用此火也。国人今献此石。或有投其石于溪涧中，则沸沫流于数十里，名其水为焦渊。臣国去轩辕之丘[3]十万里，少典之子[4]采首山[5]之铜，铸为大鼎。臣先望其国有金火气动，奔而往视之，三鼎已成。又见冀州有异气，应有圣人生，果有庆都[6]生尧。又见赤云入于酆镐[7]，走而往视，果有丹雀瑞昌[8]之符。”始皇曰：“此神人也。”弥信仙术焉。

——《拾遗记》

〔注〕[1]咸池：大泽名，神话中浴日之处。　[2]炎帝：远古传说中帝名，号烈山氏（一说即神农氏）。但文中所言“始变生食”者，应是更早的燧人氏。　[3]轩辕之丘：《山海经》中《西山经》、《海外西经》，均有“轩辕之丘”的地名。而《北山经》有“轩辕之山”，“其上多铜”，文中或即指此。　[4]少典之子：即黄帝。其父（一说母）名少典。　[5]首山：即首阳山，在今山西永济南。　[6]庆都：尧之母。　[7]酆镐：今陕西户县一带，为周文王姬昌诞生地。　[8]丹雀瑞昌：姬昌出生时，相传有朱雀衔来丹书，止于屋上。

《清稗类钞》收辑了一则笔记，题为《古谶应今事》，列举出一些古语恰与当时出现的新事物相合，如“顺风耳朵，无线电也”、“千里眼，望远镜也”、“日行千里夜走八百，捷驶快车也”之类。社会日益发展，科学不断进步，真有许多古人匪夷所思的幻想与后代发明的实物不谋而合，简直成了预言式的“古谶”。本篇的“沦波舟”可谓又一例证：在一千多年前是古人的奇想，而在今天则实实在在地有了潜水艇。

我们之所以断定“沦波舟”是古人的异想天开，而不去怀疑它是什么大西洋海底文明或外星人基地之类的遗留线索，无疑是因为文后一大段关于“天地初开之时，了如亲睹”的语录。它将我国有关上古的形形色色的神话传说串合在一起，犹如骨牌游戏的接龙。这是志怪传奇小说的常法。“好神仙之事”的方士们向有炫奇逞博的习惯，所谓“侈谈天之口”，在他们是为了以言之凿凿来争取听众的信任。志怪小说的作者们也继承了这一遗风，从而为后代人留存下许多离奇的传说。不过在读者看来，可读性固然增色不少，可信性却是适得其反。

比如裴铏《传奇》中有一篇《陶尹二君》，述陶、尹二人在华山中遇见一对毛男毛女，向他们介绍了食松脂柏子延生的切身体会。毛女自述是秦始皇宫人，这是《神仙传》“毛女秦宫人也”的正常发挥。毛男自言乃秦时民伕，遭遇就特神奇。他先是列入徐福海外求药的童男名单，逃出；改行业儒，又恰遇“焚书坑儒”。侥幸漏网换学泥水匠，偏偏碰上遣戍修筑长城。大难不死，“改姓氏而业工”，结果秦始皇驾崩修皇陵，差点给活埋在地下。他的经历，简直可以涵盖一部秦始皇的暴政史，可惜是小说家言。当然，志怪小说的可娱性与流传力，也往往得益于这种离奇的系统性构思手法。

《古今谈概》有《赵方士》一篇，写“赵有方士好大言”，比本篇中的宛渠国人口气更大。这位赵国方士自称已数不清岁数，只记得小时候和同伴一起去看伏羲画八卦，见到他蛇身人首的怪模样，吓出一场病来，靠神农采来的草药得以痊愈。女娲之世，天倾西北，地陷东南，他正好处在两头中央，平安无事。蚩尤闹事，他打得对方头破血流。仓颉来问字，他不屑于启蒙。从庆都生尧开汤饼会到西王母设宴醉酒，他一连举出七八个上古传说人物，同他发生种种联系，以至“沈醉至今，犹未全醒，不知今日世上是何甲子也”。恰好此时赵王堕马伤肋，需要千年血竭敷伤，下令杀他取药，方士这才承认自己父母刚过五十岁生日，方才全是喝寿酒喝出的醉话。本篇中，秦始皇对宛渠国人的侃侃长谈深感兴趣，叹服“此神人也”，“弥信仙术焉”，可谓皆大欢喜。幸好始皇帝未曾“堕马伤肋”，万一他也龙体欠佳，想到“千年血竭”之类的念头，该怎么办？不得不为那位老兄捏一把汗了。

（穆俦）

［晋］王嘉

始皇元年，骞霄国[1]献刻玉善画工名裔。使含丹青以漱地，即成魑魅及诡怪群物之象；刻玉为百兽之形，毛发宛若真矣。皆铭其臆前，记以日月。工人以指画地，长百丈，直如绳墨。方寸之内，画以四渎五岳列国之图。又画为龙凤，骞翥若飞。皆不可点睛，或点之，必飞走也。始皇嗟曰：“刻画之形，何得飞走？”使以淳漆各点两玉虎一眼睛，旬日则失之，不知所在。山泽之人云：“见二白虎，各无一目，相随而行，毛色相似，异于常见者。”至明年，西方献两白虎，各无一目。始皇发槛视之，疑是先所失者，乃刺杀之。检其胸前，果是元年所刻玉虎。迄胡亥之灭，宝剑神物，随时散乱也。

——《拾遗记》

〔注〕[1]骞霄国：传说中的古国名。或谓即“渠搜”，在今新疆葱岭一带。

秦汉时外邦进贡，除珍异、土产外，还有工匠、伎乐等艺人，常令中土之人眼界大开。这也可以算是一种较早的中外文化交流吧。

这则笔记写的就是一名西域献贡的名叫裔（《太平广记》、《太平御览》引文作“烈裔”或“裂裔”）的能工巧匠。叙述不无夸诞之处，却也能使人感受到国外民间艺术家的非凡才干。不过既然文中大肆炫奇逞怪，不妨在此引述一些古代笔记有关类似本领的记载，聊为谈助，莫谓吾堂堂华夏无人也。

烈裔口含颜料喷吐作画，比起今人的吹墨画或许稍胜一筹，但并非绝无仅有。宋代的著名画家郭熙，创作别具一格：他用污泥随手往墙上抛掷，再略以墨晕，宛然而成楼阁人物。南宋时有位叫申先生的扬州人，也多次当众表演过特技：用各色颜料随水倒入锅中，轻轻用牙签一拨，水中便出现了山水鱼鸟，乃至“士女春游”、“诗人缓辔”的图像，“日日不同，竟不得其要领”。李叔詹《常识》中的范阳山人，绘画方法与之异曲同工，他掘一大坑投入水、灰，将白绢一幅浸没，再用毛笔在水中挥动，利用水色的清浑不同作成绢画，“食顷举出观之，古松怪石，人物屋木，无不备也。”《酉阳杂俎》记“范山人作水画”与此近似，或许是同一人。《杂俎》还载唐朝人张芬，能用弹弓在墙壁上一气弹出“天下太平”的字样，字体端妍，如人摹成。《清异录》则记唐末五代时一名叫福全的和尚，能注汤入茶，让茶叶末子组成一句文字，四句便拼出一首七绝；“点茶”为唐宋时普及性的技艺，当非虚言。最有趣的是张潮《虞初新志》记载的一名清客，平日深藏不露，轮到他为主人献技时，问其所能，答曰：“善吃烟耳。”正当满堂哄笑之时，他已点起烟来吞云吐雾，烟雾俱成楼阁人物的形状。

烈裔“以指画地，长百丈，直如绳墨”也不算稀奇，《虞初新志》载另一名艺士为显贵所赏识，拿手本领就是画棋盘，“信手界画，无毫发谬”。书中发出“古今绝技，亦有相同者如此”的感叹，这里的“古”，指的是南宋时的章友直，他除了随手画出纵横十九道的围棋盘外，还不假圆规而单用毛笔画了十个同心圆，成了一面规范的箭靶。至于“方寸之内，画以四渎五岳列国之图”的技术，今时的微刻、微画已达到更高的水平。古人虽无今人的放大设备，宋代的应用（人名）却“能于一钱上写《心经》，又于麻粒上写‘国泰民安’四字”；唐代的卢媚娘则在一尺绡上绣出《法华经》七卷，被誉为“针神”。《清异录》载后蜀孟知祥有鲛绡，绉纹中有十洲三岛像，也可称得是微型地图；孙权虽因天下未平而“思得善画者使图山川地势军阵之像”，孙夫人吴氏就以刺绣加以完成，同样是尺幅千里。总之，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更何况劳动人民从来就有灵巧的双手，显然艺术是不分国界的。

至于烈裔刻成玉虎，不可点睛，“点之必飞走”，这自然同南朝张僧繇“画龙点睛”、“破壁飞去”的传说是同一机杼。不过古人所刻玉虎又名“琥”，初时用作兵符，有干戈兵象的意味。《拾遗记》同书载魏末代皇帝曹奂获一后汉梁冀受诛遗下的玉虎枕，眼下有血，就是不祥之兆。烈裔的玉虎是否含有警告秦始皇不得黩武的象征意义呢？这就有待考证了。

（穆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