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宋］刘义庆

颍川[1]陈庆孙家后有神树，多就求福，遂起庙，名天神庙。庆孙有乌牛，神于空中言：“我是天神，乐卿此牛。若不与我，来月二十日当杀尔儿！”庆孙曰：“人生有命，命不由汝。”至日，儿果死。复言：“汝不与我，至五月杀汝妇！”又不与。至时，妇果死。又来言：“汝不与我，秋当杀汝！”又不与。至秋，遂不死。

鬼乃来谢曰：“君为人心正，方受大福。愿莫道此事，天地闻之，我罪不细。实见小鬼得作司命度事干[2]，见君妇儿终期，为此欺君索食耳。愿深恕亮。君录籍年八十三，家方如意，鬼神祐助，吾亦当奴仆相事[3]。”遂闻稽颡[4]声。

——《幽明录》

〔注〕[1]颍川：郡名。西晋时治今河南许昌。　[2]司命度事干：主管人生死官衙里的小吏。　[3]相事：侍候。　[4]稽颡：磕头。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要战胜鬼，必须比鬼更高明。本文中的那位陈庆孙很有一套对付鬼的办法。其实，说来也不过是那么几个字：不信邪，不信魔，立身正，坚持生死在“命”。但这个“命”，乃是生命之自然规律。鬼的讹诈就此破产了，只得讨饶，“君为人心正，方受大福”，装出一副低头认输、服罪的惶恐状，接着又是拍马、献谀、说好话，硬的软的，所有解数全用上了。要知后事如何，看来凭陈先生的作为，还是能识破鬼的种种伎俩的。

这位陈庆孙先生，真可谓是中国小民百姓的脊梁，他有一副不畏恐吓的硬骨头。《老子》所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他连死也不怕，还怕什么呢！

［南朝·宋］刘义庆

河东贾弼之，小名翳儿，具谙究世谱。义熙[1]中，为琅邪府参军。夜梦有一人，面皻疱[2]，甚多须，大鼻目[3]，请之曰：“爱君之貌，欲易头，可乎？”弼曰：“人各有头面，岂容此理！”明昼又梦，意甚恶之，乃于梦中许易。

明朝起，自不觉，而人悉惊走藏，云：“那汉何处来？”琅邪王大惊，遣传教呼视，弼到琅邪，遥见起还内。弼取镜自看，方知怪异。因还家，家人悉惊入内，妇女走藏，云：“那得异男子！”弼坐自陈说良久，并遣人至府检问，方信。

后能半面啼，半面笑。两足、手、口各捉一笔，俱书，辞意皆美。此为异也，余并如先。俄而安帝崩，恭帝立。

——《幽明录》

〔注〕[1]义熙：东晋安帝年号：翻白眼。

孟子说过“心之官则思”，后人长期深信不疑。发现人的视觉、听觉、嗅觉、感觉，是脑的功能活动，“脑为元神之府”

［南朝·宋］刘义庆

太元[1]中，北地[2]人陈良与沛国[3]刘舒友善。又与同邻李焉共为商贾，曾获厚利，共致酒相庆。焉遂害良，以苇裹之，弃之荒草。

经十许日，良复生归家。说死时见一人著赤帻，引良去，造一城门，门下有一床[4]，见一老人执朱笔点校籍。赤帻人言曰：“向下土有一人，姓陈名良，游魂而已，未有统摄，是以将来[5]。”校籍者曰：“可令便去。”

良既出，忽见友人刘舒。谓曰：“不图于此相见。卿今幸蒙尊神所遣，然我家厕后桑树中有一狸，常作妖怪，我家数数横受苦恼。卿归，岂能为我说此邪？”良然之。

既苏，乃诣官疏[6]李焉而伏罪。仍特报舒家，家人涕泣云：“悉如言。”因伐树得狸，杀之，其怪遂绝。

——《幽明录》

〔注〕[1]太元：东晋孝武帝年号。　[2]北地：郡名，魏晋时治泥阳，在今陕西耀县东南。　[3]沛国：今江苏沛县。　[4]床：此指坐榻。　[5]将来：带来。　[6]疏：具文向上呈报。

此文记陈良死而复生事。陈良经商获利，为同邻李焉所觊觎，乃见害。然命不该绝，大概是“生死簿”上时辰未到，以故成为不受阴间统摄的游魂。阴间的官吏查问明白，就把他遣返人世。陈良向官府告发了李焉，报了仇。这不过是一个很一般的还魂故事，同情被害者，希望被冤横死者得以复生，正义得到伸张。此事之奇，奇在陈良在阴间竟遇到早死的好友刘舒，并受刘舒之托，为他生前的家中除去了兴妖作祟的怪物。

文中刘舒之事的描写使人感到人鬼之间的距离实在很近，关系密切，人间的一举一动，阴间都知道。人死后并不是喝了迷魂汤，什么都忘记了，而是睁着一双鬼眼，关注着自己在世的亲人，热切地维护着家族的利益，亲情依然十分浓厚。显然这是中国传统的鬼神观念。与佛教的“无常”、“无我”的轮回之说不同。佛教以“十二因缘”解释世间所有的事物，一切均在变化不定之中，其本质乃是空或无。中国旧有的鬼神观念则执着于亲情，家族中有威望的长者死后往往成为家族的保护神，这便带有浓厚的宗法制度的痕迹。刘义庆著《幽明录》时，佛教传入中国还不久，故书中虽也涉及佛家地狱的描写，然谈神说鬼，基本上仍是中国传统的小说家言。

［南朝·宋］刘义庆

顾长康[1]在江陵，爱一女子。还家，长康思之不已，乃画作女形，簪着壁上[2]。簪处正刺心，女行十里，忽心痛如刺，不能进。

——《幽明录》

〔注〕[1]顾长康：名恺之，晋陵无锡人。曾为桓温及殷仲堪参军，博学有才，尤工绘事。　[2]簪着壁上：用发簪把画固定在墙壁上。

顾恺之是东晋的名画家，擅长人像、佛像、禽兽、山水等。生性疏放，才学甚富，时有“才绝、画绝、痴绝”之称。这篇短文寥寥四十余字却也正生动地刻画了他的这三个特点。他在江陵当参军时曾爱上一女子，回到无锡后思之不置，乃将此女子的春容画下，悬在壁上，以备朝夕观赏，此为“痴绝”。然因为他画得实在太好了，传神写照，竟画得和此女子的真身一般无二，此为“画绝”、“才绝”。于是，奇妙的现象发生了，心物感应，刺在画上的簪竟也刺痛了女子的真身，致使千里之外的女子发生了心痛。结果如何呢？小说没有写。推之事理，此女子心痛必求医，医之无效，最终必然会发现真正的原因。顾恺之的一片痴情想必终会得到报偿吧！

顾恺之不但是画家，还是位画论家。他重视绘画的传神，提出“迁想妙得”、“以形写神”的著名论点，对我国传统画论的发展影响极大。这篇小说可以说正是他重视传神的观点的形象的发挥。没有神似之妙，怎么能产生心物感应的灵奇现象呢？

［南朝·宋］刘义庆

晋海西公[1]时，有一人母终。家贫无以葬，因移柩深山，于其侧志孝结坟，昼夜不休。将暮，有一妇人抱儿来寄宿。转夜，孝子未作竟，妇人每求眠，而于火边睡，乃是一狸抱一乌鸡。孝子因打杀，掷后坑中。

明日，有男子来问：“细小[2]昨行，遇夜寄宿，今为何在？”孝子云：“止有一狸，即已杀之。”男子曰：“君枉杀吾妇，何得言狸？狸今何在？”因共至坑视，狸已成妇人，死在坑中。男子因缚孝子付官，应偿死。孝子乃谓令曰：“此实妖魅，但出猎犬，则可知魅。”令因问猎事[3]：“能别犬否[4]？”答云：“性畏犬，亦不别也[5]。”因放犬，便化为老狸，则射杀。视之，妇人已还成狸。

——《幽明录》

〔注〕[1]海西公：东晋废帝司马奕，后为权臣桓温所废，改封海西公。　[2]细小：妻子，家小。　[3]猎事：从事打猎的人。　[4]能别犬否：能让狗来辨别它是狸还是人吗？　 [5]性畏犬，亦不别也：老狸本性是怕狗的，但狗并不能辨别它是否是狸。

本篇写的是东晋某孝子因杀狸受到陷害，但他坚持己见，实事求是，终于真相大白的故事。

这位孝子没有一点儿迂腐气，他自始至终不为狸幻所迷惑。化作妇人的狸，以及后来扭住他送官府要偿命的老狸，都难以迷惑于他。

在大千世界中，丑恶和虚伪往往是披着美丽和真诚的面纱进入人际双向活动的。大奸似忠，天使和魔鬼只是心灵的差别。所以认识世界、认识社会在某种意义上说，最难的是具有那种知人之明。识人如辨色，《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所以世界的多彩，往往就易混淆人对自己周围形形式式的人和事的认知度。狸幻变为怀抱婴儿的妇女，也可以变化为赳赳之夫，甚至还可以倒打一耙，颠倒黑白地诬告。假作真时真亦假。在此之际，人和兽、正义和邪恶，不但难界定，而且也是倒置了！这实在是十分可叹的啊！

［南朝·宋］刘义庆

晋升平[1]末，故章县[2]老公有一女，居深山，余杭□广求为妇，不许。

公后病死，女上县买棺，行半道，逢广，女具道情事。女曰：“穷逼，君若能往家守父尸，须[3]吾还者，便为君妻。”广许之。女曰：“我栏中有猪，可以杀以饴作儿[4]。”

广至女家，但闻屋中有抃掌[5]欣舞之声。广披离[6]，见众鬼在堂，共捧弄公尸。广把杖大呼入门，群鬼尽走。广守尸，取猪杀。至夜，见尸边有老鬼，伸手乞肉。广因捉其臂，鬼不得去，持之愈坚。但闻户外有诸鬼共呼云：“老奴贪食至此，甚快！”广语老鬼：“杀公者必是汝，可速还精神，我当放汝；汝若不还者，终不置也。”老鬼曰：“我儿等杀公耳。”比即唤鬼子：“可还之。”公渐活，因放老鬼。

女载棺至，相见悲喜，因取女为妇。

——《幽明录》

〔注〕[1]升平：东晋穆帝年号。　[2]故章县：故址在今浙江安吉。　[3]须：等待。　[4]作儿：帮忙、干活的人。　[5]抃掌：拍手。　[6]披离：分开篱墙。离，同“篱”。

故事看似荒诞，实有深意焉！那个叫广的男子是余杭人，怎么会到故章县深山中的老公家去捉鬼呢？原来，他曾向老公的女儿求婚，老公不允，后来通过捉鬼，老公复活，才同意将女儿嫁给他。因此，与其说，这是一个捉鬼的故事，还不如说，作者通过捉鬼，描写了一个爱情故事。其捉鬼的过程，实质就是求婚的过程。“鬼”在这里，是一种艰难险阻的象征。那女子半路上遇广，嘱咐他去守尸，等到她买棺回来就嫁给他。这一情节，可视作此女子对广的爱情的考验。所以，这故事告诉人们，在爱情的道路上，只有不畏艰难，经受得起长期考验的人，才能如愿以偿。

作者高明之处，这一切都不直接道出，而是采取隐喻的手法，写得十分含蓄，留下很大的空白，让读者自己去想象。广这个人物，经作者笔墨渲染，形象栩栩如生。他机智、勇敢，对爱情专一、执着，矢志不渝。所以，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南朝·宋］刘义庆

巴丘[1]县有巫师舒礼，晋永昌[2]元年病死，土地神将送诣太山[3]。俗人谓巫师为道人，路过冥司福舍[4]前，土地神问吏：“此是何等所？”吏曰：“道人舍。”土地神曰：“是人亦道人。”便以相付。

礼入门，见数千间瓦屋，皆悬竹帘，自然床榻，男女异处。有诵经者、呗偈[5]者、自然饮食者，快乐不可言。

礼文书名已到太山门，而身不至，推问土地神，神云：“道见数千间瓦屋，即问吏，言是道人，即以付之。”于是遣神更录取。礼观未遍，见有一人，八手四眼，提金杵，逐欲撞之。便怖走还出门，神已在门外迎，捉送太山。

太山府君问礼：“卿在世间，皆何所为？”礼曰：“事三万六千神，为人间解除、祠祀[6]，或杀牛犊猪羊鸡鸭。”府君曰：“汝佞神杀生，其罪应上热熬！”使吏牵著熬所。见一物，牛头人身，捉铁叉，叉礼著投铁床上，宛转身体焦烂，求死不得。经一宿二日，备极冤楚。

府君问主者：“礼寿命应尽？为顿夺其命？”校录籍，余算八年。府君曰：“录来。”牛首人复以铁叉叉著熬边。府君曰：“今遣卿归，终毕余算。勿复杀生淫祀！”

礼忽还活，遂不复作巫师。

——《幽明录》

〔注〕[1]巴丘：山名。在今湖南岳阳。　[2]永昌：东晋元帝年号。　[3]太山：即泰山。古代有人死魂归泰山之说。　[4]福舍：佛教徒死后之住所。　[5]呗偈：仿照印度僧人的腔调诵经或曼声高唱礼赞佛菩萨的偈颂。　[6]解除：即禳解，为人消灾除厄。祠祀：杀牲畜祭祀鬼神。

是篇旨在反对佞神杀生。地狱府君对巫师舒礼宣判的罪状是：“汝佞神杀生，其罪应上热熬。”舒礼在地狱受到的刑罚是将他叉在烧红的铁床上，烤得皮焦肉烂，备极苦楚，从而告诫人们：“勿复杀生淫祀！”在封建社会中，统治阶级总是利用神鬼迷信来愚弄和欺骗劳动人民，巫师就是他们的鹰犬和帮凶。小说中主人公舒礼就是以“事三万六千神，为人间解除、祠祀”为生的，而阴司府君对他的判决，就否定了这种“佞神杀生”的合理性，揭穿了巫师自嘘为人间解禳的欺骗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思想与愿望，具有积极的意义。但与此同时，作者又提倡信佛，宣扬和尚、尼姑、信佛的居士死后能居福舍，“快乐不可言”。文章从崇佛的立场出发，来反对杀生佞神，宣扬佛教教义。

作者在表达他的思想时，并没有作直露的说教，而是作了艺术的描写，通过巫师与和尚、尼姑在阴司的不同遭遇作出了鲜明的对比。这种对比又是通过舒礼死而复生的曲折经历巧妙地贯串起来，形象地表达出来。舒礼是没有资格去福舍的，但如果他不去，就没法表现佛家子弟死后的生活，不能形成鲜明对照。作者在这里巧妙地运用了戏剧中的“误会法”，利用民间常把和尚、道士、巫师统称“道人”的交错点，制造了误会，让土地神引错了路。这就使小说波澜起伏，引人入胜。接着，舒礼在地狱受尽苦楚，作者也没就此煞住，而让府君放他回阳。这就又增加了一重波澜，从而让舒礼回到阳间，现身说法，“不复作巫师”，以证明阴司之事之确有，增强作者“勿复杀生淫祀”题旨的说服力。

［南朝·宋］刘义庆

晋元帝[1]世，有甲者，衣冠族姓[2]，暴病亡。见人将上天，诣司命，司命更推校，算历未尽，不应枉召。主者发遣令还。甲尤脚痛，不能行，无缘得归。主者数人共愁，相谓曰：“甲若卒以脚痛不能归，我等坐枉人之罪。”遂相率具白司命。司命思之良久，曰：“适新召胡人康乙者，在西门外，此人当遂死，其脚甚健，易之，彼此无损。”主者承敕出，将易之。胡形体甚丑，脚殊可恶，甲终不肯。主者曰：“君若不易，便长决留此耳。”不获已，遂听之。主者令二人并闭目，倏忽，二人脚已各易矣。仍即遣之，豁然复生。具为家人说，发视果是胡脚，丛毛连结，且胡臭。甲本士，爱玩[3]手足，而忽得此，了不欲见，虽获更活，每惆怅殆欲如死。

旁人见识此胡者死犹未殡，家近在茄子浦。甲亲往视胡尸，果见其脚著胡体。正当殡殓，对之泣。胡儿并有至性，每节朔，儿并悲思，驰往抱甲脚号咷。忽行路相逢，便攀援啼哭。为此，每出入时，恒令人守门，以防胡子。终身憎秽，未尝误视，虽三伏盛暑，必复重衣，无暂露也。

——《幽明录》

〔注〕[1]晋元帝：司马睿，317—323年在位。　[2]衣冠族姓：指出身望族。　[3]玩：修饰、欣赏之意。

历史上的封建王朝，似乎没有比司马氏的晋代更糟糕的。司马炎一登上皇位，马上爆发了“八王之乱”，跟着而来的是“五胡乱华”，中原板荡，群胡杂处。晋元帝虽然逃到了南京，偏安江东，但司马氏家族带来那套奢逸之风，却依然存在。《易脚》虽出《幽明录》，其实是一篇寓言。

汉士有脚而不能行动。胡儿脚臭而健步如飞，这就是晋代衣冠东渡的注解。这个某甲换了一双胡人的脚，才算走上了复活的道路，但晋代士大夫雅好修饰的陋习，却难于改变，虽然活了性命，一见双足，便“殆欲如死”了。这就是何曾、石崇、王恺、羊琇之徒的遗风。

这个故事的结尾一段，特别有意思，他说：“为此，每出入时，恒令人守门，以防胡子。终身憎秽，未尝误视，虽三伏盛暑，必复重衣，无暂露也。”这实际上是东晋一代的写照，战战兢兢，不可终日。虽然粉饰升平，莺歌燕舞，实际上生在肚下的那两只脚，都不是自己的了！

［南朝·宋］刘义庆

晋永嘉之乱[1]，郡县无定主，强弱相暴。宜阳县[2]有女子，姓彭，名娥，父母昆弟十余口，为长沙贼[3]所攻。时娥负器出汲于溪，闻贼至，走还。正见坞[4]壁已破，不胜其哀，与贼相格。贼缚娥驱出溪边，将杀之。溪际有大山，石壁高数十丈，娥仰天呼曰：“皇天宁有神不？我为何罪，而当如此！”因奔走向山，山立开，广数丈，平路如砥。群贼亦逐娥入山，山遂隐合，泯然如初，贼皆压死山里，头出山外。

娥遂隐不复出。娥所舍汲器化为石，形似鸡，土人因号曰“石鸡山”，其水为“娥潭”。

——《幽明录》

〔注〕　[1]永嘉之乱：西晋怀帝永嘉五年，刘曜攻占洛阳、长安，北方士族纷纷率众南迁，割据势力竞起，史称“永嘉之乱”。　[2]宜阳县：今江西宜春。　[3]长沙贼：指杜弢率领的割据势力。　[4]坞：防御用的建筑物，如小型的城堡。

此文写战乱给劳动人民带来的巨大痛苦。晋永嘉之乱，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当时“郡县无定主，强弱相暴”，军阀势力相互攻打，遭殃的首先是普通老百姓。作者没有正面写“长沙贼”如何攻破宜阳县某村的坞壁，如何屠杀村中的百姓，而是截取屠杀结束后，彭娥独自一人从村外归来与贼兵搏斗的典型镜头，既写出了军阀们纵兵屠杀，又写出了人民的反抗，集中生动地反映了这场战乱的残酷性和非正义性。由一斑而窥全豹，其手法自是高明。作者简练、空灵的文笔，给读者留下了广阔的想象余地。例如，彭娥从村外归来，仅用“正见坞壁已破，不胜其哀”十个字来概括，但从这里，我们可以想见，展现在彭娥眼前的是浓烟滚滚，烈焰腾腾，尸首遍地，血流成河……一幅多么可怖的悲惨景象！彭娥的形象也是十分鲜明生动的，一个普通的女子，在村外汲水时，听到贼兵攻打村寨的消息，不是自己逃命，而是首先想到村中的父母昆弟。她毫不犹豫地放下汲器，奔走回村，怀着满腔仇恨，“与贼相格”，勇敢斗争。她被绑至溪边，临死之前，发出了“皇天宁有神不？我为何罪，而当如此”的呐喊。这是成千上万被无辜杀害的劳动人民的呐喊！这是广大人民群众对这场战乱的谴责和控诉！作者在这里塑造了一位中国古代女英雄的形象，她美丽、善良、勤劳、勇敢，是中华民族灵魂的化身。作者在写彭娥结局的时候，采用浪漫主义的手法，让大山裂开，让彭娥平安通过，而随之进入的群贼，皆被压死。尤其耐人寻味的是，那些被压在山下的群贼，其“头出山外”，让他们遗臭万年；而彭娥的汲器化作一块鸡形的石头，化作一座令后世人永远崇敬、永远纪念的丰碑。对比鲜明，真可谓“神来之笔”，充分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爱憎和美好愿望。

［南朝·宋］刘义庆

阮德如[1]尝于厕见一鬼，长丈余，色黑而眼大，著皂单衣，平上帻[2]，去之咫尺。德如心安气定，徐笑而语之曰：“人言鬼可憎，果然！”鬼赧[3]愧而退。

——《幽明录》

〔注〕[1]阮德如：名侃。魏晋间人。官至河内太守。　[2]平上帻：武官的头巾。　[3]赧：脸红、难为情的样子。

这则只有五十余字的小故事，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寓言。鬼是什么，谁都没有看见过。而这个鬼，别人一揭穿他的面目可憎，他便“赧愧而退”。鬼而知耻，不亦难乎？

我们有句话，叫“知耻近乎勇”。康有为过去办过一个“知耻学会”，就是要大家有点知耻精神。尽管我们有些人，说康有为是保皇党，说康有为是改良主义者，但要老百姓懂得自己的危险所在，有一点羞耻之心，那么才可以明耻受教，使国家强大起来。

我们今天有些朋友，不要说没有一点知耻精神，恐怕连一个耻字也不懂，有一点权，便可以为所欲为，无所不为，别人的话，听不进；舆论的监督，不买账，笑骂由人笑骂，好官我自为之。这样的人，恐怕连这个别人一揭他的短处，马上“赧愧而退”的鬼也不如了。

所以，这篇五十余字的短文，与其说是嘲鬼，不如说是嘲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