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思想家，企业家。本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别号杞忧生、慕雍山人、罗浮偫鹤（亦作“待鹤”）山人。广东香山（今中山）人。清咸丰八年（1858）应童子试，未中，后到上海学商，为宝顺洋行、太古轮船公司买办，亦自营商务。光绪六年（1880）后，由李鸿章、盛宣怀委任，先后任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轮船招商局帮办、总办，上海电报局总办，汉阳铁厂总办。晚年任轮船招商局董事。目睹当时中国严重民族危机，关心时政，热心西学。著《救时揭要》、《易言》，并在此基础上写成《盛世危言》，系统阐发其维新改良的思想理论。建议设立议会，振兴工商业，提出“商战为主，兵战为末”的重商主张，强调“通商以为富，练兵以为强”（《盛世危言·技艺》）。认为“千古无不敝之政，亦无不变之法”（《盛世危言·考试下》）。并以道、器范畴表述中学与西学的关系，主张既要学轮船火炮、汽机工艺等西学之“用”，也要学“议政于议院，君民一体”等西学之“体”。认为中学偏重“道”而“堕于虚”，西学偏重“器”而“征诸实”；其实道器是统一的，“虚中有实，实者道也；实中有虚，虚者器也”。“合之则本末兼赅，分之则放卷无具”（《盛世危言·道器》），认为由“器”可以见识“道”：“《易》独以形上形下发明之者，非举小不足以见大，非践迹不足以穷神”。又强调“道为本，器为末；器可变，道不可变；庶知所变者，富强之权术，非孔孟之常经也”（《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凡例》）。这种道器观在当时的中学与西学的争论中具有代表性。今有《郑观应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