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思想家。字而农，号薑斋。衡阳（今属湖南）人。晚年隐居于湘西蒸左石船山（今湖南衡阳县曲兰），学者称船山先生。明崇祯十二年（1639）与郭季林、管冶仲等人组织“匡社”。拒绝张献忠农民军礼聘。明亡，在衡山举兵，阻击清兵南下，战败退肇庆。曾任南明桂王政府行人司行人，又到桂林依瞿式耜，后隐伏深山，研究、著述垂四十年。对天文、历法、数学、地理学都有所研究，尤精于经学、史学、文学。哲学上总结和发展了中国传统的朴素辩证法和唯物论。认为宇宙是由“气”构成的物质实体，“阴阳二气充满太虚，此处更无他物，亦无间隙，天之象，地之形，皆其所范围也”（《张子正蒙注·太和篇》）。又说：“太虚，一实者也。”（《思问录·内篇》）还运用“诚”、“实”、“有”等概念论述世界的客观实在性。认为物质实体“气”和客观规律“理”，两者不可分离：“天下岂别有所谓‘理’？气得其理之谓‘理’也。气原是有理底，尽天地之间，无不是气，即无不是理也。”（《读四书大全说》卷十）批评了程朱关于“理先气后”说。以“缊生生”说明“气”变化日新的辩证性质，认为“太虚者，本动者也”（《周易外传》卷六），“动静互涵，以为万变之宗”（《周易外传》卷四），反对“废然之静”、“舍动言静”。指出自然界一切事物都处于对立同一之中，“凡物，非相类则相反”，“万物之成，以错综而成用”（《张子正蒙注·动物篇》）。发展了张载“一物两体”的辩证法思想，强调“一之体立，故两之用行”，“非有一，则无两也”（《张子正蒙注·太和篇》），但同时又肯定“互以相成，无终相敌之理”（同上）。还提出“天下惟器而已矣”，“无其器则无其道”（《周易外传》卷五）。从“道器”关系出发建立历史进化论，反对保守退化思想。认为“习成而性与成”，人性“日生而日成”，随着环境习俗的变化而变化，反对先验的、一成不变的“人性论”。在认识论方面，批判了程朱陆王的“知先行后”、“知行合一”和佛教的“消所入能”的论点，强调行是知的基础，“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尚书引义·说命中》），“体用一依其实，不背其故，而名实各相称矣”（《尚书引义·召诰无逸》）。在逻辑思维方法上，批判了“名”（概念）的先天起源说，指出“名非天造，必从其实”，“知实而不知名，知名而不知实，皆不知也”（《知性论》）。指出“名者，人道之大者也”，概念在指导人们行为中具有重要作用。认为“辞”是判断，是对事物之间的联系与事物本质属性的确定，“夫辞，所以立诚，而为事之会，理之著也”（同上）。又说“辞所以显器，而鼓天下之动，使勉于治器也”（《周易外传》卷五），“辞”（判断）既能揭示事物本质，亦能使人们更好地认识和掌握事物。但因事物变化发展，判断也具有相对性，“天下有公是，而执是则非；天下有公非，而凡非可是”（《周易外传》卷七）。肯定“类”在推理中的作用，提出“比类相观”的推论方法，认为“万物之成，以错（同异）综（屈伸）而成用”（《张子正蒙注·太和篇》），可据事物之间的同异作比较推论。伦理观方面提出“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天理周充，原不与人欲相对垒”；“私欲之中，天理所寓”；“人欲之大公，即天理之至正”；“人情之通天下而一理者，即天理也”（《读四书大全说》）。认为人应体现崇高道德理想，“圣人尽人道而合天德”（同上）。美学思想上，强调成功的作品是心、物交融的结果，“含情而达，会景而生心，体物而得神，则自有灵通之句，参化工之妙”（《薑斋诗话》）。认为“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神于诗者，妙合无垠”（同上）。故“景中生情，情中生景”。政治上反对豪强大地主，维护封建中央集权，但又主张限制君权，提倡“宽以养民”，“以夫计赋役，而不更求之地”；“轻自耕之赋，而佃耕者倍之”（《读通鉴论》卷二）。著作后人编为《船山遗书》，其中哲学上最重要的有《周易外传》、《尚书引义》、《读四书大全说》、《张子正蒙注》、《思问录》、《黄书》、《噩梦》、《老子衍》、《庄子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