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今古文之争

即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始于西汉末。汉成帝时，刘歆发现古文《春秋左氏传》，认为左丘明与孔子好恶相同并亲见孔子，故《春秋左氏传》比以后世口说为据的《公羊》、《穀梁》更为可信，于是引《左传》解释《春秋》。又在今文诸经立于学官并置博士的情况下，与其亲近以今文经书残缺不全，博士诸儒抱残守缺为由，请立《左传》《毛诗》《逸礼》《古文尚书》于学官。因遭博士诸儒反对而未成。东汉初，韩歆上疏建议立古文《费氏易》、《左氏春秋》博士。博士范升反对，谓“左氏不祖孔子，师弟相传又无其人”；《左氏》得立，其他经传必争立，“从之则失道，不从则失人”；《左氏》有失凡十四事。后经论辩得立，旋废除。东汉章帝时，贾逵讲《左传》长于《公羊》、《穀梁》，又作《今古文尚书同异》及三家《诗》与《毛诗》异同。《公羊》博士李育作《难左氏义》四十一事，贾逵则撰《左氏长义》四十一事。在白虎观会议上，李育以《公羊》义难贾逵，往返皆有理证。东汉末何休撰《左氏膏肓》、《穀梁废疾》、《公羊墨守》，郑玄则作《鍼膏肓》、《起废疾》、《发墨守》。何休说：“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后汉书·郑玄传》）清代今文经学兴起，亦注重微言大义的阐发，以经义讥切时政。廖平在二变时尊今文抑古文，康有为承其说撰《新学伪经考》，力斥古文诸经为“伪经”，古文经学为“新学”（新莽之学）。而章炳麟、刘师培则捍卫古文经学，互相对垒，形成近代的今古文经学之争。经今古文之争主要表现在形式和内容两方面。形式上，今文经用隶书，古文经用蝌蚪文；古文经在篇章上较今文经为多，如《古文尚书》较今文多十六篇，《礼古经》（五十六卷）比今文《礼经》多三十九篇，《古论语》（二十一篇），比今文《鲁论语》多一篇。内容上，经今古文也有区别。许慎撰《五经异义》即从名物、制度、解说上区分经今古文。例如，在名物上，今文家认为“九族”是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古文家则认为从高祖到玄孙为九族；在制度方面，今文家认为天子驾六，古文家认为天子驾四；在解说方面，今文家认为圣人无父，感天而生，古文家则认为圣人皆有父等类。今文经学注重微言大义的阐发，与汉代的政治和现实结合紧密，然不免附会和神化孔子与经学，而古文经学则重训诂、考订，多从历史上找根据，故今文经学近于哲学，古文经学近于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