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思想家、学者。原名洪骍、嗣糜，字希疆，参加留美考试时改名適，字適之。安徽绩溪人。早年肄业于中国公学，受严复和梁启超等人影响，开始接触西方学术文化。清宣统二年（1910）赴美，先入康奈尔大学农学院，后转文学院学哲学。曾与同时留美的赵元任、任鸿雋等发起成立中国科学社。1915年又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师事杜威，用英语写成《先秦名学史》的博士论文。1917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加入《新青年》编辑部，撰文反对孔教和封建贞操观念，宣传个性自由，提倡白话文，主张文学革命，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物。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倡导“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研究方法，影响颇大。1922年创办《努力周报》，宣扬“好人政府”，主张组织“宪政的政府”，实行“有计划的政治”。1925年参加段祺瑞策划的善后会议。1928年后，发起人权运动，反对国民党实行独裁与文化专制主义，倡导自由主义。1938年任驻美大使，代表国民政府签订了《中美互助条约》。1942年任行政院最高政治顾问。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后任国民大会主席，领衔提出《戡乱条例》。1948年去美国。1958年后去台湾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自称“思想上受杜威和赫胥黎的影响最大”（《介绍我自己的思想》），实验主义是“自己的哲学基础”、“生活和思想的一个向导”（《胡適留学日记·自序》）。强调实验主义“是一种方法论”，认为“哲学是受它的方法制约的，也就是说，哲学的发展是决定于逻辑方法的发展的”（《先秦名学史·导言》）。以经验论为其哲学基础，以为经验就是生活，“就是对付人类周围的环境”，并以思想作为应付环境的最重要的工具，主张取消哲学的基本问题，使哲学“变成解决人的问题的方法”；又认为“实在”犹如“百依百顺，由人涂抹的女孩”；称真理“不过是人造的假设”，“假设的真不真，全靠它能不能发生它应该发生的效果”（《实验主义》）。以相对主义真理观来反对封建教条，指出：“三纲”“五伦”在古时是“天经地义的真理”，而“现在变成废话了”。宣传易卜生主义，提倡“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人生观”，主张以“科学的态度”解决人生观问题。对先秦逻辑思想的发展作了系统研究，认为中国的古代逻辑史开始于孔子，但孔子以前有一个“诡辩家”酝酿时期，他们对系统逻辑的研究起了促进作用。认为墨子的逻辑方法是从特殊经验归纳出普遍法则，孔子的逻辑方法是从普遍原则推出特殊的结论。又认为惠施、公孙龙的逻辑方法“本质上是科学分类的方法”（《先秦名学史》）。认为宋代理学中有方法论思想，朱熹的“即物而穷其理”有归纳的精神，但没有对归纳程序作出规定。详细考察了清代汉学家的治学方法，认为顾炎武等人的考证方法与西方伽利略、牛顿的实验科学方法是相通的，不过使用的材料不同： 考据家的材料全是文字的，而实验科学的材料全是实物的。他说：“同样的方法用在不同的材料上，成绩也有绝大的不同”（《治学的方法与材料》），以此来说明为什么中国科学落后于西方的原因。并主张虚心采用西方的科学方法，“补救我们没有条理系统的习惯”（《国学季刊发刊宣言》）。提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学方法。认为“科学的试验室的态度”就是根据事实材料，提出假设，然后进行验证，证据多而有力遂为定论，有有力反证则被否定。特别强调了假设的重要性，认为假设的基础是“寻得几条少数同类的例”，假设的作用是“使归纳法实用时格外经济，格外省力”（《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所著《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是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奠基之作。主要著作还有《先秦名学史》、《戴东原的哲学》、《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淮南王书》、《白话文学史》（上卷）、《胡適文存》、《胡適论学近著》等。有《胡適全集》及多种《胡適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