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伟大的民主革命家、思想家。名文，字德明，号日新，改号逸仙，在日本化名中山樵，后遂以中山名。广东香山（今中山）人。出身农民家庭。清光绪四年（1878）起，先后到檀香山、香港等地读书，开始接受西方文化科学知识的教育。光绪十八年，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行医于澳门、广州等地，交结会党，联络有志之士，酝酿建立团体。光绪二十年赴京上书李鸿章，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变法自强主张，遭拒绝，遂赴檀香山组织兴中会，开展革命活动。光绪三十一年，在日本领导兴中会与华兴会、光复会联合组织中国同盟会，被推为总理，确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和三民主义学说。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面提出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论和政纲。创办《民报》，宣传革命，同当时的改良派激烈论战，在理论上进一步阐发了三民主义思想体系，在中国奠定了民主主义的思想基础。此后在国内外发展革命组织，多次发动武装起义。以他为首的同盟会领导的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成立了民主共和国。他被推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因革命党人与袁世凯妥协，不久被迫辞职。后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当选为理事长。1913年，主张起兵讨袁。1914年，在日本建立中华革命党，重举资产阶级革命旗帜。次年发表讨袁宣言。1917年段祺瑞解散国会，他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当选为大元帅，誓师北伐。1919年在上海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1920年回广东，次年就任非常大总统。1922年因陈炯明叛变，退居上海。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决心改组国民党。1923年回广州重建大元帅府。1924年1月在广州主持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宣言，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为新三民主义；改组中国国民党成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同年11月，应邀北上讨论国是，继续同帝国主义和段祺瑞、张作霖等北洋军阀作斗争。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病逝。遗嘱“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哲学上，提倡进化论，认为“世界万物皆由进化而成”（《孙文学说》）。将宇宙分为物质、物种、人类三个进化时期，论述了三者的起源和发展。并提出“突驾”说，认为中国“不仅足以突驾日本”，而且“不难举西人之文明而尽有之，即或胜之焉，亦非不可能之事也”（《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的演说》）。以“太极”为“以太”的译名，作为世界的物质本原，以“生元”为细胞的译名，作为生命的起源。以体用解释物质与精神，认为“物质与精神二者，精神虽为物质之对，然实相辅为用”（《军人精神教育》）。认识论上，认为“先有事实后有言论”（《三民主义》）。提出“知难行易”说，强调“人类之进步，皆发轫于不知而行者也，此自然之理则”（《孙文学说》）。主张“不知亦能行”，“行其所不知以致其所知”，反对“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及王守仁“知行合一”说。将“知”理解为“科学知识”，强调“舍科学而外所谓知识者，多非真知”（同上），知识要随事物增加而同时进步。把人类认识分为“不知而行”、“行而后知”、“知而后行”三阶段，主张“分知分行”。社会历史观上，提出“民生史观”，认为“历史的重心是民生，不是物质”。指出“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强调“民生问题才可说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民生主义》）。晚年认为“求中国民族解放，其所恃为后盾者，实为多数之民众”（《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在伦理学上，强调道德文明之重要，提出在“发生新观念、新思想”的同时，要积极恢复“中国固有的道德”。认为造就新社会、新国家必须“自根本上做工夫，便是在改良人格来救国”（《国民要以人格救国》）。并对“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作了新的民主主义的解释，又受互助论的影响，主张社会互助论，认为“社会国家者，互助之体也”。提出“道德仁义，互助之用也”（《孙文学说》）的伦理思想。认为人类求生存，必须“互助”，道德便是人的“互助”本性的作用和表现。主张由道德之提倡、互助原则之推行“达到人类进化之目的”。而道德之进化，关键又在于克服“竞争”，消除“兽性”，扩大“互助”，发挥人性，据此，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提倡“讲公理不讲强权，尚道德不尚野蛮”的“文明之学问”。又以自由平等博爱的人道主义“真髓”，发挥三民主义的道德意义，批判“堵塞人民之耳目”、“锢禁人民之聪明”、“养成其盲从之性”的封建纲常伦理，强调革命党人新的道德修养之重要性。遗著编为《孙中山选集》、《孙中山全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