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在思想理论上的一次重要论争。“五四”前夕，李大钊等提出以社会革命“根本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主张，遭到胡適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反对。1919年6—7月间，胡適在其主持的《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针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提出“主义”只是“抽象的名词”，不研究人力车夫生计之类的问题而高谈社会革命的“根本解决”，“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论战遂起。当时《国民公报》编辑蓝公武（笔名“知非”）在该报发表《问题与主义》。论证了宣传主义的必要性，对胡文给宣传主义列举的三条“教训”，逐条予以批评。但未能论及胡適否认“根本解决”的关键。同年8月，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以唯物史观和理论联系实际的观点来论证宣传主义的重要。指出：“‘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十分分离的关系”。“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还指出，“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际两方面”，“把这个理想适用到实际政治上去，那就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有些不同。社会主义，亦复如是”。反驳了胡適真理没有普遍意义的说法，并初步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他还认为中国这个社会“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个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强调“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而这种必然的经济变动又必须通过“阶级竞争”、依靠“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才能实现。之后，胡適又发表《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和《新思潮的意义》等文，继续主张“少谈些抽象的主义”，否认马克思主义对改造中国社会具有指导意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论，还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新思潮的意义》），试图把新文化运动说成是纯学术性的。随后李大钊又写了《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用唯物史观分析了中国新文化运动产生的根源，强调帝国主义侵略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指出了“世界资本阶级压迫世界无产阶级”的现象，表示要积极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论战对当时整个文化思想领域有深刻的影响。当时许多社团（如“新民学会”、“新潮社”、“少年中国学会”和“国民社”等）内部也发生了类似的争论，并因此发生了分化。在论战中，唯物史观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根本解决”中国社会政治问题的主张产生了极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