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称“国民生活革命的运动”。蒋介石1934年在江西南昌发起。自述原因： 一方面要剿匪，一方面更要使江西成为一个复兴民族的基础，使一般人都能除旧布新，过一种合乎礼仪廉耻的生活，以求“风动全国各省”。在思想上，新生活运动以提倡儒家传统道德为核心：“新生活运动者，我全体国民之生活革命也。以最简易而最急切之方法，滌除我国民不合时代不适环境之习性，使趋向于适合时代与环境之生活。质言之，即求国民生活之合理化，而以中华民族固有之德性——‘礼义廉耻’为基准也”（蒋介石： 《新生活运动纲要》）。这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正相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徒使国民思想解放”，“而邪说遂乘机侵入，国民之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遂陷入于危机”；“新生活运动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把‘五四’的新文化运动底破坏运动，改变成一个建设运动。‘五四’是把中国固有的精华完全不要，今天的新生活运动，是把中国固有的精华加以发扬”。（贺衷寒《新生活运动的意义》）。一旦把作为“国之四维”的礼义廉耻贯彻衣食住行的日常生活，“这种合理的文明生活，如果我们能够恢复，国家便可以转危为安，转弱为强”（蒋介石：《新生活运动的意义和目的》）。礼义廉耻贯彻于日常生活，表现为“生活军事化，生活生产化，生活艺术化”。1934年胡適《为新生活运动进一解》指出：“这里面并没有什么救国良方，也不会有什么复兴民族的奇迹”；“提倡新生活运动的人不可忘记： 政府的第一责任是叫人民能生活，第二责任是要提高他们的生活力，最后一步才是教他们过新生活”。在抗战期间，新生活运动在组织民众参与抗战和振奋民族精神方面有一定的正面作用。于右任在《新生活运动与民族复兴》中指出：“今天来检讨新生活运动过去五年的成绩，我们不能否认新生活运动在各方面都发生了相当成效，特别是在民族精神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