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历法著作。郭守敬、王恂、杨恭懿、许衡、张文谦、张易等撰，共五种二十六卷。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忽必烈命王恂、郭守敬等编制新历。十七年，历成。二十三年前后由郭守敬定稿。包括《推步》七卷、《立成》二卷、《历议拟稿》三卷、《转神选择》二卷和《上中下三历注式》十二卷。广泛汇集汉以来各历之长，参以至元实测成果，极富创新，为中国古代历法之最。在历法思想上，也多有成就，完整而成体系。强调“帝王之事，莫重于历”，认为制历、颁历为治国平天下之首要。主张制历要“本天道自然之数”，时历务必与“天度相符”、“与天道合”，在“顺天求合”中，“不以私意牵就”，并去除前人附会。指明“历之本在于测验”，作为制历依据的冬至、岁余、日躔、月离、入交、二十八宿距度、日出入昼夜时刻等数据，均需“并依实测，不必私意迁就。”测量不能限于一地，要在广大地域内进行。“必多方测验，而后”，“可得而知”。又指出“测验之器莫先于仪表”。深信阴阳消息、日月丽天、五星运行等规律，均可用仪器测验，又提出“立术推求，于理为尽”。以数学公式原理推求天体运行，要尽得其客观规律。又认为仪器与观测对象、仪器内部、结构、仪器之间，都有“理致”，即规律与原理。还要求“参以古制，创以新法”。继承前人优秀成就，在法式、测量、计算、原理上加以吸取。在此基础上，作新的开拓和创造。授时历为明代所继承，使用三百六十四年；又传至朝鲜、日本，泽及域外。书成后，钞本藏于太史院；宋濂修《元史》，将《授时历经》和经李谦整理定稿的《授时历议》收入《历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