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称《尉缭》。战国尉缭撰。《汉书·艺文志》曾将该书著录于两处，一处是“兵书”类，“兵形势”中有《尉缭》三十一篇；另一处是“杂家”类，录有《尉缭》二十九篇。杂家、兵家多或相通，如《伍子胥》，亦兵、杂两见。（见《汉书·艺文志》）后世史志，或入于“杂”，或入于“兵”。至宋人编定《武经七书》，《尉缭子》为“七书”之一，尔后皆以兵书视之。今存《尉缭子》五卷，二十四篇。其中前十二篇，大致为兵学理论，篇目是：《天官》第一，《兵谈》第二，《制谈》第三，《战威》第四，《攻权》第五，《守权》第六，《十二陵》第七，《武议》第八，《将理》第九，《原官》第十，《治本》第十一，《战权》第十二。自《重刑令》而下，至《兵令下》十二篇，大致为当时所实施的律令规定。本书的理论部分，提出“天官时日，不若人事”、“兵胜于朝廷”、“兵非可以忿起也”、“将者，死官也”以及“道胜、威胜、力胜”等观点。均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南宋以来，有疑今本为伪书，但1972年山东银雀山汉墓发现《尉缭子》残简，有六篇与今本基本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