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苏洵撰，分上、中、下三篇。上篇提出修史之目的在于惩劝小人：“史之所惩劝者独小人耳”，“史与经皆忧小人而作”。认为史学的功用在于使“乱臣贼子惧”，提出“经不得史无以证其褒贬，史不得经无以得轻重”的史论观，主张史与经并行不悖兼而互补。在中、下篇中，点评司马迁、班固修史著述之优劣长短，然后论及范晔、陈寿诸史家，最后得出“史之才诚难矣”的结论，要求后代史家修史应以前代史家修史得失为鉴，不要自以为是，无端讥讽苛求前贤。收入《苏洵集》卷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