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李觏著。着重批判儒家重义轻利的传统见解。认为孟子“何必曰利，亦有仁义”（《梁惠王上》）的说法过于偏激，“人非利不生，曷为不可言？……欲，人之情，曷为不可言？”不能因为世上有贪与淫之现象存在，就讳言一切利与欲，实际上是“贼人之生，反人之情”，也是人们“不喜儒”之重要原因之一。指出仁义与功利并不矛盾，由此提出“焉有仁义而不利者乎”命题。后收入《李觏集》。
北宋李觏著。着重批判儒家重义轻利的传统见解。认为孟子“何必曰利，亦有仁义”（《梁惠王上》）的说法过于偏激，“人非利不生，曷为不可言？……欲，人之情，曷为不可言？”不能因为世上有贪与淫之现象存在，就讳言一切利与欲，实际上是“贼人之生，反人之情”，也是人们“不喜儒”之重要原因之一。指出仁义与功利并不矛盾，由此提出“焉有仁义而不利者乎”命题。后收入《李觏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