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兵家哲学的基本范畴之一。作为“兵家”哲理概念的“道”，主要有以下几层涵义：（1）指民心、道义。《孙子兵法·始计》具列用兵之“五事七计”，居“五事”之首者便是“道”：“道者，令民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君民上下同心，下民乐于拼死为君上效命，这就是民心之所向，就是最大的道义。七计所称“主孰有道”，亦指此义。所以兵家之“道”的核心就是民心、道义，就是战争的政治基础，是正义所在。道家、儒家在论“兵”时，其最高的境界也在于此：道家认为“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老子·三十章》）：“夫唯（一作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老子·三十一章》）；此“道”字皆与“兵”相对待，均言政治、民心。儒家孟轲讲“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和”就是道义、民心，就是“道”之所在，故孟子又曰：“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叛）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孟子·公孙丑下》）。其“道”之所在，就是民心之所向。兵家以涵盖政治、民心之“道”作为自己思想体系的最高范畴，正反映了军事服从于政治、服务于政治这一贯通古今之理。（2）指反本复始。《吴子·图国》：“夫道者所以反本复始；义者所以行事立功；谋者所以违害就利；要者所以保业守成。”吴起以道、义、谋、要四者并列，其“道”之“反本复始”的意蕴，显然据有根本性之意义。故曰“圣人绥之以道，理之以义，动之以礼，抚之以仁”，如此方能“举顺天人”。其“道”亦以民心、道义为本。（3）指兵家用兵的至高境界。《孙膑兵法》将其作为兵家范畴的最高位置。孙膑认为，“知兵”未必“知道”，如齐威王、田忌，“几知兵矣，而未达于道也”（《孙膑兵法·威王问》）。兵家之胜，不在“众”，不在“富”，亦不在于“兵利甲坚”，“以决胜败安危者，道也”（《孙膑兵法·客主人分》）。故孙膑曰：“知（智），不足将兵，自侍（恃）也。勇，不足将兵，自广也。不知道，数战，不足将兵，幸也。夫安万乘国，广万乘王，全万乘之民命者，唯知道。知道者，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内得其民之心，外知敌之请（情），陈（阵）则知八陈（阵）之经，见胜而战，弗见而诤。此王者之将也。”（《孙膑兵法·八阵》）故孙膑之“道”，上涵天文，下括地理，中得民心，外知敌情，表现了天人之际的一般规律，“知孙氏之道者，必合于天地”（《孙膑兵法·陈忌问垒》）。用兵者只有“知道”，方能预知胜负，方能达于最高境界。后世兵家言“道”者，大致无出于上列内涵。